1994年春末，福建诏安的村口老槐树下，谢汉光盯着手里那张边角磨白的黑白照片。 照片里穿红袄的新娘正给他整理衣领，嘴角还带着未褪的羞涩。 而眼前这个提着菜篮的老妇人，鬓角已经染霜，却在四目相对的瞬间，菜篮“哐当”掉在地上，青蒜滚了一地。 菜篮落地的声响惊动了屋里的年轻人。 “妈！您咋了？”一个眉眼像极了照片里新娘的男人跑出来，看见谢汉光时愣了愣，随即热情地招呼：“大爷，您是找哪位？进来喝口水吧。” 谢汉光喉咙发紧，攥着照片的手沁出了汗，这张照片，是1949年他离开家时，和新婚第九天的妻子秀萍拍的最后一张合影。 那天清晨，鸡刚叫头遍，组织的人就来敲门。 “汉光同志，台湾局势紧急，组织需要你过去。” 他回头看了眼炕上熟睡的秀萍，红袄的衣角露在被子外。 秀萍似乎醒了，迷迷糊糊地嘟囔：“任务太久……就改嫁。” 他以为是梦话，轻轻吻了吻她的额头，转身消失在晨雾里。 在台湾屏东的小山村里，谢汉光成了“李顺”。 白天跟着村民插秧割稻，手掌磨出厚茧；夜里等所有人睡熟，才敢把收音机藏在米缸里，调到微弱的频率。 有次台风掀翻了屋顶，雨水打湿了藏在房梁上的情报，他抱着那捆纸在灶前烤了整夜，直到天亮才发现手指被火星烫出好几个水泡。 这样的日子过了38年。 1988年深秋，一封辗转寄到山村的信让他手抖得拆不开信封。 “谢汉光同志，组织已确认你的身份，可归家。” 他蹲在田埂上，看着信纸上“谢汉光”三个字，突然想起秀萍当年说“改嫁”时，眼里一闪而过的不舍，那哪里是玩笑，分明是怕他有负担的托词。 从台湾到厦门的船开了三天三夜。 谢汉光趴在栏杆上，望着越来越近的海岸线，突然不敢下船。 村口的老槐树还在吗？秀萍……她真的改嫁了吗？直到踏上诏安的土地，他才发现村子变了样，旧屋早被新楼取代，问起“谢汉光家”，没人认得。 倒是一个老人指着老槐树说：“那树下住的林家，女主人姓王，守寡几十年，带着儿子过日子。” “妈，这位大爷好像是从台湾来的，找旧人呢。” 年轻人把谢汉光领进屋时，秀萍正坐在灶台前烧火。 听见动静，她缓缓回头，柴火的光在她脸上跳动。 四目相对的刹那，谢汉光看见她眼角的皱纹突然舒展开，像被风吹平的水波。 “汉光……”她颤抖着喊出名字，声音还是他记忆里的温柔。 夜里，秀萍从樟木箱底翻出另一张照片，和他手里那张一模一样，只是边角更整齐，显然被人精心保存了几十年。 “当年你走后，我天天抱着这照片睡。” 她轻声说，“后来小明出生，我就教他认照片上的爸爸。” 谢汉光摸着照片上秀萍年轻的笑脸，突然明白，所谓信仰，不只是他藏在米缸里的收音机，更是她灶台上从未熄灭的火，是她等了42年的清晨与黄昏。 秀萍把两张照片并排摆在桌上，小明的儿子小宝凑过来看：“奶奶，这是爷爷年轻时吗？”谢汉光拉过小宝的手，又握住秀萍布满老茧的手。 三只手叠在一起的温度，比灶台的火更暖。 他想起1949年那个清晨，秀萍说“任务太久就改嫁”时，偷偷往他包里塞的那把炒花生，原来有些承诺，不需要说出口，就能在岁月里长成大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