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孙立人和秘书黄正就快要捅破那层窗户纸，抱得美人归了，但蒋经国知道后竟将黄正囚禁10年之久，可为何黄正被释放后竟然对蒋经国感激不已？ 那年，黄正22岁，在台北陆军总司令部担任英文秘书，工作细致，英文造诣也出众。她每天在办公室处理成堆文件，批注翻译得一丝不苟。 孙立人注意到她的才干后，把她调到身边，协助处理与美军顾问团的往来事宜。两人共事数月，相谈甚欢，关系也悄悄发生变化。 孙立人性格沉稳，常将工作安排到细节，黄正则心思敏锐，善解人意。一次工作间隙，孙立人递给黄正一支派克钢笔，说：“写字顺手。” 黄正红着脸收下了。 黄正的外表并不张扬，但在军中女性中格外引人注目。加上她频繁出入总司令办公室，风言风语也随之而起。这一情况，很快传到了蒋经国的耳中。 蒋经国当时主掌“政治作战”与特务系统，对军中高层的私下往来极为敏感。 他对孙立人本就心存疑虑，此人留学美国，战功显赫，思想上主张军队“去政治化”，已多次在高层会议上对蒋经国的用人方式表示不满。 1955年，一场突然爆发的“匪谍案”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孙立人被指“图谋不轨”，虽无实证，但仍被解除兵权，软禁于台中。 而黄正，则被列为“关键联络对象”，理由是她“与孙立人关系亲密，有外联嫌疑”。没有审判，没有律师，她直接被带走。 她被关进台北青岛东路看守所，囚室不足三坪，光线昏暗。起初她以为几天就能放人，但一年又一年过去，家中无人敢过问，只能定期送来几本书。 她坚持每天读《论语》、默写英文文段，在牢房的地上用木枝练字。偶尔看守透口风说：“你这案子，特殊。书，是上面批的，特许你看。” 那一刻，她知道自己还未被完全遗忘。 一次深夜，看守送来一本《莎士比亚全集》，说是“特别批给你”。她摸着封面，心中一震。那是她来台初年最爱读的书，只有极熟悉她的人才会知道这一点。 她不敢妄想是蒋经国的安排，但这至少说明，有人还在关注她的生死。 直到1961年夏天，黄正接到释放通知。她走出牢门，凤凰木正盛开，花瓣落在她褪色的旗袍上。一位特勤走近，递给她一个包裹，里头是干净衣服和一封信。 信中没有责难，只有一句：“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 这一年她见到了蒋经国。蒋经国说得不多，只递上一封推荐信，说：“你可以申请美国的大学，好好生活。”那一刻，黄正迟疑了几秒，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一鞠，既是向权力低头，也是为心中的某种释怀。 她赴美后，在纽约州立大学进修图书馆学，后进入高校工作。她没有再谈过感情，身边人只知道，她始终保存着那支派克钢笔。 每逢孙立人有消息登上报纸，她便剪下小字条夹在《论语》里。 1990年，电视传来孙立人逝世的消息，她落泪无声。她在酒杯前连敬三杯，独坐窗前，对东方久久凝视。晚年，她曾在访谈中说过一句话：“比起很多人，我已算幸运。” 权力无情，但人心，并非冰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