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卫星测量与控制技术的主要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航天测控事业的重要开拓者。他的一生，是中国航天测控技术从零起步到世界先进的辉煌见证！陈芳允。 1986年春，陈芳允联合王大珩、杨嘉墀、王淦昌三位科学家写下一封密信，亲自递交给国家领导。信中提出：如果中国不在高技术领域实现突破，将可能被全球技术围堵。 他们建议启动国家层面的高技术发展战略，这封信最后送到了邓小平手中。 很快，“863计划”得以批准实施。陈芳允被任命为空间技术领域的主要专家，主攻卫星导航与测控系统。那时候，很多人还不了解这项计划的深远意义，陈芳允却已经在思考如何将测控系统与导航定位技术结合，为国家储备技术力量。 再往前看，1980年代初，美国GPS系统开始建设。这套系统需要部署24颗卫星，造价极其惊人。陈芳允认为中国无法也不应该简单效仿。 他开始研究是否能用更少的卫星实现区域定位。几个月后，他带着厚厚一摞笔记本，提出“双星定位”方案。只用两颗地球同步卫星，加上地面接收点，就能在中国境内实现定位服务。这一设想一度被质疑过于简化，无法实现精准定位。 陈芳允没有放弃，他甚至自己设计了数学模型来反复验证，后来，这个理论成为“北斗一号”的理论基础。2000年10月，中国发射第一颗北斗试验星，可惜陈芳允在当年春天病逝，未能亲眼见证。 早在1970年，“东方红一号”发射前的几个月，卫星测控方案仍未定型。当时主流意见是模仿苏联和美国，用大型雷达进行跟踪测量。 但这种方案投入巨大，时间紧张。陈芳允坚持使用多普勒测速仪，结构简单、维护方便，还能覆盖更大区域。 为了验证选址是否科学，他亲自带队跑遍全国，走访了可能部署地面站的每一个点。后来，“东方红一号”发射当天，正是这个压缩至6个站点的测控网络，精准捕捉到卫星信号。 上世纪50年代末，苏联发射人造卫星震惊世界。中国还处在“一穷二白”的状态。陈芳允当时还在电子所主持无线电研究，他用自制天线、简陋接收器捕捉到了信号，并用算盘计算轨道参数。 这是中国第一次独立追踪外国卫星信号，也是中国卫星测控技术的起点。 在那些年，他常常一个人守着地图研究全国地形、气候，反复考虑测控站的分布。他知道，自己设计的不只是设备，更是国家的未来。 陈芳允有个习惯，每天都随身带个小笔记本，哪怕吃饭时灵感一到，也要马上记下来。 1980年代末，陈芳允和中国科学院的几位年轻学者讨论未来卫星通信和小卫星可能的发展方向。他提出，未来测控系统必须兼顾数据通信、定位服务和远程控制三种能力，不能再分家独立。 他的这个设想后来被写进多颗返回式卫星的规划中。 他从不追求头衔，甚至不太愿意出席表彰会。直到去世，他的书房里也只有几把椅子、一张桌子，墙上钉着的还是那张泛黄的中国地图。 在那封推动863计划的信中，陈芳允写道：“国家不强，科技无立足之地；科技不强，国家无立身之本。” 他用一生证明了这句话的重量。如今北斗在天，神舟往返，嫦娥探月，中国已成为航天大国。人们很少记得那些在幕后设计、测算、奔波的科学家，但历史没有忘记陈芳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