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王范被连降十级，愤恨之下向中央写下217个字的绝命书，不久后吞枪自尽，信上写道：“我尽了最后的努力，洒尽最后的热血，以一死为党尽忠！” 王范不是普通干部，他1937年就参加革命，在晋察冀边区做过敌后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多次深入敌占区传递情报，三次被捕入狱都没吐露半点信息，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从基层一路做到了司法部的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正部级的位置上，他坐了足足五年。 谁也没想到，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会让他一夜之间从云端跌落谷底。 当时他因为“右倾”的言论被定性，不仅被撤销所有职务，行政级别还从三级连降十三级，直接成了十六级的办事员。 这个打击对他来说太沉重了，他写检查、做检讨，反复解释自己的想法，可没人愿意听他的辩解。昔日的同事见了他都绕着走，曾经的下属也不敢和他说话，他成了单位里的“透明人”，每天只能坐在角落整理旧文件，连喝水都要去公共开水房自己打。 那段日子他常常失眠，半夜坐在阳台上抽烟，烟头的火星在黑暗里明灭。 他不明白，自己奋斗了二十多年，怎么就成了革命的对立面。他觉得委屈，更觉得愤怒，他翻出自己当年的工作笔记，那里面记着他冒着生命危险护送的同志名单，记着他在边区组织群众生产的账目，每一笔每一条都清清楚楚，可这些东西，现在连一张废纸都不如。 绝望之下，他写下了那封绝命书，一共217个字，没有一句抱怨，只有对组织的忠诚和对自己的失望。他在信里说，自己“一生清白，对党无憾”，最后还叮嘱家人，死后不要办追悼会，不要麻烦组织。 写完信的第二天，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用一支私藏的手枪结束了生命，那一年，他才48岁。 消息传出来，很多人都沉默了。有人说他太固执，认不清形势，也有人说他太脆弱，经不起挫折，可真正了解他的老战友都知道，他不是怕死的人，他是接受不了自己的信仰被否定，接受不了自己的付出被抹杀。 他选择用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这种决绝里，藏着那个年代知识分子最纯粹的执拗。 直到1979年，他的案件才被彻底平反，组织承认当年对他的处理是错误的，恢复了他的党籍和名誉。 只是这一切，他都看不到了。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上刻着他的名字和生平，却没有写他那段屈辱的经历。就像很多那个年代的悲剧一样，他的故事，成了历史书上的一个注脚，很少再被人提起。 王范的悲剧，是时代的缩影，也是个人的悲剧。他用生命捍卫的，不仅是自己的尊严，更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对信仰的坚守。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总会留下一些无法磨灭的印记，我们回望过去，不是为了评判对错，而是为了记住那些曾经为理想燃烧过的生命。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