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达邦，又名陈大榜，1900年生于湖南长沙，革命烈士赵一曼的丈夫，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之兄，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 陈家在长沙是有名的书香门第，祖辈三代皆有秀才出身，陈达邦排行老八，从小与姑表亲任弼时一同求学，两人朝夕相处的时光里，早早埋下了救国救民的种子。1926年，在妹夫任弼时的指引和湖南党组织的帮助下，他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彼时军校正处于国共分裂的动荡时期，校舍遭破坏、经费缩减，学生星散流离，他却始终坚守课堂，不仅军事课程拔尖，俄语、英语、法语更是运用自如，苏联老师授课时，他常主动为同学担任翻译，“陈院士”的外号在学员中广为流传。1927年，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黄埔校内活跃的中共骨干，在风雨飘摇的局势中，坚定了革命到底的信念。 命运的相逢始于开往莫斯科的轮船上，他与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兵队的李坤泰（赵一曼原名）相遇，两人同为革命理想奔赴远方，在相处中互生情愫。1928年4月，经党组织批准，他们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新婚燕尔的甜蜜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可革命形势不等人，赵一曼执意提前回国投身斗争，陈达邦虽担心她的安危，却深知妻子的刚烈性格，只能默默为她收拾行囊。分别时，赵一曼承诺：“达邦，革命胜利那天，我们在公开场合再相见。”这句约定，成了两人此后岁月里彼此支撑的力量。 1929年1月，儿子陈掖贤（乳名宁儿）在宜昌早产，赵一曼为了全身心投入地下工作，经与陈琮英商量，将孩子寄养在武汉的堂兄陈岳云家。此后，夫妻二人各自隐匿身份，在不同的战场坚守。陈达邦受党组织委派，前往巴黎负责《救国时报》的印刷工作，他担任印刷部主任，亲手排印《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报纸上频繁刊登的东北抗联英勇事迹，让他热血沸腾，却从未想过，那位令日军闻风丧胆的“红枪白马女政委”，正是自己日夜思念的妻子。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在珠河刑场英勇就义，临终前她在火车上写下遗书，字里行间满是对宁儿的愧疚与期望，却对丈夫只字未提——她怕暴露身份牵连家人。而远在异国的陈达邦，仍在为抗日宣传彻夜忙碌，他或许不会想到，这封遗书要等二十多年才会被家人看到。1942年，陈达邦回国，在武汉见到已长成少年的宁儿，父子俩相依为命，他四处打探妻子的消息，却只得到“下落不明”的答复。1950年，电影《赵一曼》公映，他带着宁儿观影，看到动情处，他哽咽着说：“你的母亲，大概也和她一样，为国家牺牲了。” 直到1957年，经赵一曼的战友辨认和组织核实，陈达邦才得知那个家喻户晓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就是自己寻找了二十一年的妻子。那一刻，积压多年的思念与悲痛彻底爆发，这个刚毅的汉子像个孩子一样号啕大哭。他捧着赵一曼的遗书，反复摩挲着“宁儿”二字，才明白妻子当年的隐忍与决绝。此后，他终身未再娶，将对妻子的思念化作工作的动力。作为新中国知名印刷专家，他受命赴苏联参与第一套人民币的印刷工作，凭借深厚的魏隶书法功底，题写了“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及券面所有汉字，这些字体后来沿用到多套人民币中，成为国家金融史上的一抹亮色。 特殊年代里，陈达邦因曾在苏联工作的经历遭到迫害，1966年含冤离世，终年66岁。直到1979年，国务院为他平反昭雪，在八宝山公墓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这位一生忠于党和国家的革命者，终于得以含笑九泉。他与赵一曼，一个在林海雪原浴血奋战，一个在文字战场呐喊助威，虽未能兑现重逢的约定，却用一生践行了对革命的忠诚。 他们的爱情，藏在烽火岁月的隐忍里；他们的信仰，刻在为国为民的牺牲中。陈达邦用笔墨传递抗日力量，用书法书写国家尊严，赵一曼用热血浇灌中华大地，用生命诠释共产党员的初心。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所谓英雄，不过是平凡人在民族危亡之际，选择了挺身而出，选择了坚守信仰。 革命先辈用分离与牺牲，换来了如今的山河无恙。他们的爱情与信仰，跨越时空，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