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深秋的重庆歌乐山，枪声像冰雹砸进渣滓洞牢房，盛国玉看见对面牢房的张大姐刚抬头，胸口就绽开一朵血花。 她猛地往尸体堆里滚，右手死死按住腰间藏的党员名单那是三十多个同志的性命。 特务的军靴踩过尸体的闷响越来越近，一个穿黑制服的男人用枪托捅她腰部，"死透了没？"铁锈味的冰冷贴着皮肤擦过。 她屏住呼吸，听着自己的心跳像擂鼓，直到那双脚走向下一具"尸体"。 浓烟卷着焦臭味钻进鼻腔时，她已经爬出三十米走廊，厕所尿槽里的粪水漫过脚踝，她蜷在最里面的拐角，透过砖缝看见特务往牢房扔浸油的麻袋。 火光把墙面映成橘红色，像极了家乡垫江烧荒时的黄昏，后来她才知道，是看守杨钦典带着村民冲进来的。 被抬上担架时，她从破烂的棉袄里摸出那张浸透血污的名单，"先救名字上的人......"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磁器口的老中医说，这姑娘能活下来，全靠一口气没散，这口气，是在垫江乡下练出来的。 1926年她出生时，家里连接生婆都请不起，是邻居张婶用剪刀剪断的脐带。 后来村民凑粮供她读书，她却在抗战后期回了村城里工厂不要女的，她看着佃户们被征粮队打得头破血流，心里像堵了团火。 遇见余梓成那年，她正在晒谷场教孩子认字，这个戴眼镜的"货郎"总在赶集日来，布袋里除了针线，还有《新华日报》。 "穷人要活命，就得抱团。"他蹲在田埂上跟她说，身后的稻穗被风吹得沙沙响。 后来他们在草垛里建了秘密联络站，她把情报塞进竹筒，再插进稻田的泥里。 渣滓洞女牢的墙面上，至今留着她用指甲刻的字，"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每个笔画都嵌着血丝。 江姐教大家唱《红梅赞》时，她总想起母亲纺线的纺车那声音和歌声一样，慢，却韧得能拉断铁。 八个月大的"监狱之花"哭的时候，三十多个女同志轮流喂奶，谁都没提自己饿得发肿的脚。 1950年春天，她在北京见到了周副主席，汇报完狱中情况，她盯着桌角的茶杯说："余梓成同志......可能不在了。"眼泪砸在磨破的袖口上，晕开一小片深色。 后来她去了垫江群众委员会，收养烈士遗孤，首创的"信访日记"记满了十三本，每一页都写着"把事办在实处"。 1996年7月1日，她在入党申请书上按手印时，右手食指还留着当年刻墙的疤。 "五十年前在狱中，江姐说我够党员的格。"稿纸上的字迹歪歪扭扭，却比任何印章都郑重。 那天重庆的蝉鸣特别响，像在替没能等到这一天的同志欢呼，去年整理她遗物时，那枚狱中藏情报的缝衣针还在。 针尖锈成了褐色，针鼻里缠着半根蓝线是她当年给"监狱之花"缝尿布剩下的。 红岩博物馆的讲解员说，每次讲到这枚针，总有老人红着眼眶问："那三十多个名字，都记全了吗？" 她晚年总去渣滓洞旧址，坐在当年尿槽旁的砖地上晒太阳，有游客问她为什么总来，她指着墙面上模糊的刻痕："这里的字会褪色，得有人常来看看。"风穿过牢房的铁窗，带着远处嘉陵江的水声，像极了当年女同志们低低的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