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名被捕地下党员临行刑前，监狱看守突然说：“我可以救你们出去，但只能救一个人，你俩抓紧时间商量一下，我救谁合适。” 1935年的贵州，对于刚刚落入国民党反动派手中的林青和刘茂隆来说，摆在面前的选择题，从来都不止“生与死”这么简单，从七月那个内鬼出卖他们导致被捕的瞬间开始，他们就像两颗被放在天平上反复称量的砝码。 敌人最先抛出的筹码是欲望，国民党特务并没有一开始就露初獠牙，反而是把这对重要的犯人奉为上宾，一桌精心准备的宴席，搭配的是“高官厚禄”的许诺，反动派甚至慵懒地摇晃着高脚杯，眼神里全是胜券在握的傲慢：不想当官。 那也行，拿上这辈子花不完的钱财，只要张张嘴，交代出省工委的秘密，就能从死囚变成富家翁，在他们看来，这笔账太好算了，拿命换荣华富贵，谁会拒绝，但林青和刘茂隆把这场精心设计的劝降演成了一出独角戏。 他们对着满桌的山珍海味视若无睹，那种坚定的沉默，是对劝降者最大的嘲讽，这种无声的抵抗，直接撕碎了反动派伪善的面具，软的不行，就来硬的，盛怒之下的敌人下令撤走酒席，换上了沾血的鞭子，那段时间，林青和刘茂隆几乎是在昏迷与剧痛的交替中度过的。 每次被打晕过去，再醒来时，眼帘里映入的都是更多、更新奇的刑具，以及敌人那张那张急不可耐索要情报的丑恶嘴脸，也就是在这一片充斥着血腥味的绝望之中，一个谁也没想到的变量出现了。 负责看守的狱警中，潜伏着一位名叫董文清的地下党同志，在这个铜墙铁壁般的死牢里，他是唯一的缺口，趁着行刑前的混乱间隙，这位狱警悄悄靠近了伤痕累累的二人，亮明了自己的身份，但这却带来了另一个更残酷的抉择。 条件极其有限，这位被组织“遗忘”的特工用尽全力，也只能带走一个人，空气在那一瞬间仿佛凝固了，这不是那顿酒宴上的诱惑，这是一道必须要做的减法，谁走，谁留，刘茂隆不仅仅是一名革命者，他笔锋锐利，是能用文字点燃思想火炬的文人。 而林青出身贫苦农家，一路吃尽苦头，是亲手在贵州开辟根据地的省工委书记，任何一个人的牺牲，对我党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在昏暗的囚室里，这两个此时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战友，几乎在同一时间做出了相同的决定，把生的机会推给对方。 这是一场不仅关乎生命，更关乎信仰的谦让，两个人都拒绝离开，都试图说服狱警带走同伴，时间不等人，死亡的脚步声就在门外徘徊，林青看着还在推辞的刘茂隆，眼中闪过一丝决然，他很清楚，以自己现在严重的伤势，即便出去了，大概率也会成为突围的累赘。 反而可能害了两个人，既然只能活一个，那必须是最有希望走脱的那一个，这种僵持必须要被打破，林青突然动了，他没有继续低声争辩，而是用那双满是伤痕的手，死死抓住囚室的铁窗，疯狂地摇晃起来。 刺耳的金属撞击声瞬间撕裂了牢房的寂静，他鼓起浑厚的嗓音，在昏暗中炸雷般地吼道：“离开这里，赶紧离开这里”这不仅是对刘茂隆的命令，更是给敌人的“障眼法”林青用这种近乎自毁的方式，瞬间吸引了周围其他狱警的注意力。 所有的目光、所有的防备都集中到了这个正在“发疯”的囚犯身上，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混乱间隙，董文清抓住机会，带着刘茂隆消失在了夜色之中，结局没有任何悬念，得知重犯逃脱，国民党反动派陷入了暴怒，将所有的怒火都倾泻在留下的林青身上。 但他似乎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哪怕是几个月后被押赴刑场时，他那原本应该用来乞求怜悯的最后力气，全部化作了高昂的革命口号。 当他在刑场上高喊“共产党是杀不完的”时候，那个被他拼死推出去的战友，正带着他们共同的火种，继续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行，这场二选一的抉择，林青输了生命，却赢了希望。 信息来源：毕节文明网——中共贵州省工委第一任书记，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