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不冤？”天津一男子，下班与2名同事吃烧烤，期间喝多了被其中一名同事送回宿舍，谁知，男子在宿舍睡了1个小时后，竟独自离开宿舍开车出了厂门。之后，男子不小心撞到一处公交站台，因速度过快，再加上没系安全带的缘故，男子当场死亡。事后，男子家人把那2名同事告上法庭，向其索赔，称他们没有尽到照看义务，法院这样判！ 究竟把酒醉的同事送到什么程度，才算“尽了义务”？是在路边帮他打好车？还是把他扶进门？又或者得搬个马扎守在他床头一宿？这并不是一个段子，而是天津二中院处理的一起真实且令人唏嘘的生命官司。 事情的起因很常见：一次加完班后的深夜聚餐。 案子里的主人公程某（化名），生前是一家电子厂的员工。事发当晚，因为车间设备故障，他和同事陈某、刘某一直配合工程师抢修到晚上十点多。为了犒劳一天的疲惫，几个人没立刻回宿舍，而是相约去了附近的烧烤摊。本来是一顿放松的宵夜，大家推杯换盏，几小时下来，程某和刘某都显出了醉意，甚至到了脚步踉跄的程度。 按照常理，酒局散场也是风险最高的时候。但在这一环，不得不说同事陈某做得堪称“教科书级别”。 作为三人中意识最清醒的一个，陈某没有甩手走人。考虑到另外两人喝多了，他不仅主动结了账，还一路搀扶着两人回到了厂区宿舍。这一路护送并没有敷衍了事，根据警方的调查还原，陈某不仅确保两人进了屋、躺上了床，甚至细心地帮他们盖好了被子，确认两人都已经“睡着”后，才放心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 此时已是凌晨。按道理，这段社交活动的风险链条到这里就该彻底闭环了。 但意外往往发生在常识之外。陈某前脚刚走，被认为“已经睡死”的程某却突然有了动静。 在宿舍独自躺了大约一个小时后，原本处于醉酒状态的程某突然起身。他并没有去洗手间，也没有找人聊天，而是做出了一个谁也没想到的举动：他拿上车钥匙，独自一人晃晃悠悠地走出了宿舍区，钻进了自己的那辆轿车里。 此时的程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的酒精含量超过70毫克。虽然卡在“醉驾”标准线的边缘，属于饮酒后驾驶，但对于一个深夜上路的司机来说，这个数值足以让大脑反应迟钝。 悲剧发生得极快。这辆车冲上市区道路后，车速在极短时间内飙升到了每小时104公里以上，这在光线昏暗的夜间道路上简直是“盲眼狂奔”。加上程某根本没有系安全带，当车辆失控狠狠撞向路边公交站台的水泥立柱时，巨大的惯性让他毫无生还可能。 虽经医院抢救，程某还是因为伤势过重离世。 斯人已逝，家中顶梁柱轰然倾颓。痛彻心扉的家属难掩悲愤，将谴责的矛头，毅然指向了事发当晚与之共饮的陈某与刘某。家属的逻辑很直接：大家一起喝的酒，你们就有义务要把他看好。如果你们看住了他，或者当时有人拦着他，他怎么可能半夜跑出去开车？基于此，家属向法院起诉，索要高达30%的赔偿责任。 这个案子的争议焦点，瞬间从“交通事故”变成了“社交责任”的边界探讨。 站在家属的角度，那是对逝去亲人的痛惜；但站在法律和路人的角度，陈某简直“冤”到了家。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把那个夜晚的时间线梳理得非常清晰。法官认为，判定共同饮酒人是否担责，核心在于有没有履行合理的照顾义务。在这个案子里，陈某不仅全程陪同，更是“护送进屋、安顿上床、盖被确认”。这对于一个普通朋友、普通同事来说，已经达到了道德和义务的上限。法律不可能苛求一个成年人对另一个成年人进行24小时贴身监控，更不可能要求同事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谁能想到一个被安顿睡着的人，会突然在一个小时后爬起来开车？ 更关键的一个细节是，程某本人是拥有多年驾龄的驾驶员（有说法称其曾为职业司机），他比普通人更清楚酒后驾驶的红线和后果。系安全带、酒后不开车，这些是保命的基本常识。他在意识尚存的情况下，选择在这个深夜独自启动车辆，还开出了飙车的速度，这个致命决定的责任人，只能是他自己。 一审、二审法院的态度高度一致：两名同事没有过错，无需承担法律上的赔偿责任。 判决虽然冰冷，但结局却带着些许温情。尽管陈某和刘某赢了官司，确认了自己“无责”，但在二审法院的调解下，二人还是出于昔日的同事一场的情分，加上对工友离世的惋惜，自愿拿出了一笔钱给到家属。 请注意，这笔钱在法律定性上被称为“人道主义补偿”，而非“赔偿”。一字之差，性质截然不同。前者是情分，后者是本分。 这起案子之所以被反复提及，是因为它划清了成年人社交的一条底线：朋友的情分可以护送你回家，但无法护送你一生；法律可以保护无辜者免受连带冤屈，但挡不住一个人想要以身犯险的冲动。程某那个深夜的转身出门，终究只能由他自己买了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