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通过日本公共电视台表示，中国决定对日本两用物项实施管制是不可接受的。 她强调说：“这些措施只针对我们国家，违背了国际惯例，这是不可接受的。” 显然，日方要求中方撤回该措施的努力失败了，所以高市不得不站出来发声。 高市早苗选择在1月11日通过NHK发声绝非偶然，此时东京股市刚刚经历暴跌，日经指数下挫500多点，日本产业界对供应链中断的忧虑达到顶峰。 她的讲话本质上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危机公关，旨在将中国合理的管制措施歪曲为“不合理制裁”。 高市刻意回避了中方措施的具体内容——超过900种两用物项出口管制，重点防止它们流向日本军事用户。她将中国依法采取的措施简单定性为“针对日本”，却只字不提自己挑衅在先的事实。 高市在1月5日还信誓旦旦表示“愿与中国对话”，但不到24小时后，中国商务部就发布了管制公告。这种时间差表明中方已给过日方改正机会，而高市所谓的“对话意愿”只是缓兵之计。 中国商务部的管制措施具有充分的国际法理依据，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是国际社会普遍做法，美国、欧盟等均有类似机制。中方此次行动完全依照国内《出口管制法》和《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执行。 与高市早苗宣称的“违背国际惯例”相反，中国的措施恰恰符合国际规范，管制清单明确针对可能用于军事目的的物品，如稀土、钨粉等关键材料，这些是制造先进武器装备不可或缺的资源。 精准打击是此次管制的突出特点，措施不影响正常民用贸易，只针对军事最终用户和用途。这种区别对待体现了中方的克制态度，也戳穿了高市所谓“不可接受”的夸张表述。 2025年11月，她在国会公然发表涉台错误言论，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这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 中方通过外交渠道多次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日方澄清并收回错误言论，然而高市政府不仅未予改正，反而变本加厉推进军事扩张——将防卫费提高至GDP的2%，在西南诸岛部署巡航导弹。 在这种背景下，中方的管制措施是正当防卫，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指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论侵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对中方发出武力威胁。” 高市早苗的强硬表态难以掩盖日本经济的结构性依赖，数据显示，日本约70%的稀土进口依赖中国供应。稀土是制造F-35战机、导弹制导系统等现代武器装备的关键材料，短期难以找到替代来源。 日本经济产业省内部评估显示，若稀土等关键材料供应长期中断，日本实际GDP可能下降1.3%至3.2%，失业人数或增加90万至216万。汽车等核心产业产出可能下降超过17%。 日本企业已感受到材料采购周期延长、成本上升的压力。例如山信金属工业株式会社反映，稀土磁体采购周期从1-2个月延长至3-4个月。 当前的局面与2010年钓鱼岛事件后的稀土争端有相似之处，但性质更为严重，当时中国对日稀土出口管控曾使日本制造业一度陷入困境，但随后日本寻求替代来源并提高回收技术。 然而此次情况有本质不同，中国现在的管制措施基于完备的法律体系和更强大的产业优势。中国不仅控制稀土资源，更掌握精炼技术和关键材料生产能力，日本难以简单通过多元化摆脱依赖。 与特朗普时期贸易战相比，高市政府面临更严峻挑战，当时美国凭借综合国力周旋，而日本在产业链上对中国依赖更深。 高市早苗试图将争端国际化的努力收效甚微，美国官方在1月7日明确表示“台湾问题由中国自己决定”，这实际上剥离了对日本挑衅行为的支持。 美国务院在回应此事时仅表示“鼓励双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未如以往那样明确站队日本，这种态度转变反映美国不愿被卷入日本挑起的对抗漩涡。 中日关系正处于关键十字路口，若高市政府继续当前对抗路线，中方可能进一步升级反制，商务部已对原产于日本的二氯二氢硅发起反倾销调查，未来可能扩大至其他关键领域。 经济界领袖已明确表达担忧，强调中日经济互补性，2025年1-9月日本对华投资增长55.5%，63.2%的在华日企预计盈利，这些利益集团不会坐视高船触礁。 最可能的结局是战术性妥协，高市可能通过非正式渠道收回错误言论，换取中方放宽管制。但这种“暗箱操作”难以根本解决结构矛盾，中日关系可能进入新一轮波动期。 中国此次反制传递出明确信号：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没有妥协空间。两用物项管制只是工具箱中的选项之一，若日本执迷不悟，更严厉的措施还在后面。 当今世界，经济互联已成为维护和平的稳定器。日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远高于中国对日依赖，这种不对称性决定了高市早苗的抗议更多是政治作秀而非实质性对抗宣言。 解铃还须系铃人，中日关系能否转圜，完全取决于日方能否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对中方核心利益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