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导致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汤飞凡得知后十分难受，对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说：“我有个办法！” 汤飞凡当时担任中央防疫处副处长，实验室刚从长沙迁至昆明，条件比以前还差。瓦片屋顶下面，几张破桌子和自制玻璃器皿拼起了一个临时实验室。 李约瑟看着这副光景，有些诧异，忍不住追问：“你要怎么做？” 汤飞凡没回话，只低头记着手头的记录。 早在1932年，汤飞凡回国接任中央防疫处病原生物研究所所长，那时候他刚从哈佛进修回来，带回一堆先进的病毒学资料。 他曾在协和医院见过被细菌感染折磨到几近昏迷的士兵，那种无力感一直留在心头。如今战火纷飞，他知道靠别人没用，想办法只能自己动手。 他让助手们去北平旧货市场、昆明集市，到处找发霉的皮鞋、水果和面包，甚至还翻过垃圾堆。他们从一双臭皮鞋上发现了有活性的霉菌，汤飞凡一连几晚没合眼，把菌株放在自制的培养皿里反复观察。 他清楚这只是第一步，要能救命，还得让它“产药”。 汤飞凡琢磨着调整培养液配方，实验失败了十几次。那天深夜他一个人留在实验室，看着培养液又一瓶变质，他愣了十几分钟，随后拿起记录本一页页翻，想看看哪一步出错了。 1944年春天，菌株终于稳定能产青霉素了。汤飞凡试着给一位感染伤口的士兵使用，病情迅速好转。虽然产量少得可怜，但至少看见了希望。 回过头看，这一切早有伏笔。1935年，汤飞凡就带队在天津郊区采集乙型脑炎病毒，在技术几乎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分离成功，写出了中国第一部《病毒学概论》。 那时他就说过：“我们不能永远靠别人给我们药。” 新中国成立后，汤飞凡参与组织疫苗研究，从百日咳、小儿麻痹到流感，他没一项缺席。1957年，他在一次处理未灭活病毒样本时感染，不久后病倒，再也没站起来。 汤飞凡在世时没什么头衔，也没拿过什么大奖。 但每一项他做过的事，都换来千千万万人的命。1958年8月30日，他去世时没有留下遗言，只留下了一间老旧实验室和一批接着干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