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聊城，一男子花了200元在出租屋里享受了一次按摩服务，7个月后，警方找到了男

山东聊城，一男子花了200元在出租屋里享受了一次按摩服务，7个月后，警方找到了男子，随后便以男子涉嫌嫖娼为由，对其处以了13日行政拘留外加5000元的罚款，男子不仅否认有过违法行为，还以警方超期限处罚为由将警方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处罚，法院会怎么判？ 2023年7月，山东聊城男子刘某在支付200元体验按摩服务后，以为这只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消费。 七个月后，警方却找上门来，以涉嫌嫖娼为由对其处以13日行政拘留和5000元罚款。 刘某坚称自己只是正常消费，并指出警方处罚已超法定追诉期。 2023年7月的一个傍晚，刘某前往一家新开业的按摩店消费，通过微信支付了200元费用。 警方在2023年12月29日发现了相关违法线索，这一时间点对确定是否超过追诉期具有决定性意义。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6个月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的，不再处罚。 2024年4月，警方对刘某涉嫌嫖娼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距离按摩服务过去7个月，但距警方发现线索仅4个月，这一细节成为法院判断警方处罚是否超期的关键。 庭审中，双方围绕两个核心问题展开辩论：处罚是否超过追诉时效，以及200元消费是否构成嫖娼。 刘某认为，从其消费到处罚已逾7个月，远超《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6个月追诉期。然而，法院指出，追诉期计算的起点是“公安机关发现违法线索的时间”，而非违法行为发生之日。 警方在2023年12月29日发现线索，距刘某2023年7月的消费行为不足6个月，符合法律规定。 至于200元性质的认定，警方提供了完整证据链：按摩店女子范某的讯问笔录明确区分了服务档次，指出200元、400元、600元对应的是卖淫服务。加之刘某的支付记录和现场指认照片，形成了相互印证的证据体系。 与本案形成对比的是另一起案件。郑某和袁某在养生会所消费时遇到警方巡查，郑某在第一次询问中否认嫖娼，第二次询问却承认了。 法院认为，警方查获郑某时现场并无对应女技师，也无女方口供，仅有郑某好友的指认。而该好友并未在现场亲眼目睹郑某的行为。 据此，法院以 “关键证据链条不闭合，主要证据不足” 为由，撤销了对郑某的行政处罚。 这两个案例对比表明，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注重证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而非单纯依靠当事人陈述或单一证据。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卖淫、嫖娼的处罚分为两档：一般情形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罚款。 警方对刘某处以13日拘留和5000元罚款，接近法定处罚上限，这一处罚力度显示警方将其视为一般情节而非较轻情节。 法律上的嫖娼认定，指不特定的异性或同性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发生性关系的行为。认定时需证明双方发生了性关系，且存在金钱或财物交易。 警方办理嫖娼案件有一套法定程序，首先是通过口头传唤或《传唤证》将嫌疑人传唤至公安机关，随后必须在24小时内完成讯问和查证。 证据收集包括言词证据和其他证据。言词证据包括双方陈述和民警的抓获记录；其他证据包括现场物证、转账记录等。本案中，警方还采用了现场指认照片，增强了证据的可信度。 对于行为人自称是正规消费的情况，办案人员通常通过分别讯问等方式判断陈述真实性，刘某关于200元包含“同情性多付”的说法因前后矛盾未被法院采信。 行政拘留虽然不属于刑事犯罪，但被处罚的记录会在公安机关留存。这意味着刘某今后如需开具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这一处罚记录可能会被注明。 对于特定行业从业者，如公职人员或演艺人员，这类处罚可能带来更严重影响。例如，演艺人员可能面临行业联合抵制甚至“封杀”。即使对普通公民，这类记录也可能在就业资格审查时产生负面影响。 警方在决定处罚时，会向被处罚人宣告并交付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书，并通知其家属。处罚执行完毕后，案件才正式了结。 类似案件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在安徽宿州，砀山警方曾一次抓获5名涉黄人员，查处一起假借住宿名义实为卖淫的案件，而北京曾查处知名艺人嫖娼案，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从法律视角看，此案明确了治安处罚追诉时效的特殊计算规则——从公安机关发现违法行为之日起算，而非从行为发生之日起算。这对今后类似案件的处理具有参考意义。 此案也提醒消费者，明显偏离市场正常价格的服务可能隐藏法律风险，当消费行为被认定为违法时，不仅面临法律制裁，还可能对个人信誉和职业生涯造成长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