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女教师朱世君遭军统特务逮捕，在被押往渣滓洞的路途中，押送人员李朝成认出她是旧日相识。李朝成趁同僚疏忽试图将她放走，朱世君坚决不从，说道：“你潜伏很艰辛，别因我受牵连。” 歌乐山烈士陵园的纪念碑上，朱世君的铭牌旁刻着“炬火”二字。 这两个小字刻得极浅，却在阳光下格外醒目。 工作人员说，这是1985年一位匿名老人悄悄补刻的。 没人知道老人的身份，只知他临走时反复摩挲着铭牌流泪。 直到多年后，一份解密的地下党档案，才揭开了这两个字的深意。 1948年深冬，重庆的夜晚冷得刺骨。 城郊的破庙里，朱世君正与一名年轻男子秘密接头。 男子正是李朝成，彼时他刚接受潜伏任务，眼神里满是紧张。 朱世君将一个缝着红布的布包递给他，声音压得极低。 “这里是军统内部的联络暗号，记住‘炬火’为紧急接头标识。” 她是李朝成的上线联系人，负责指导他潜伏工作。 作为城郊小学的潜伏教师，朱世君的身份是最好的掩护。 她不仅要教书育人，更要为潜伏人员搭建安全的联络网。 那次接头后，朱世君特意交代李朝成：“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联系。” 她清楚，两人的身份一旦绑定，风险会成倍增加。 为了让李朝成快速适应潜伏，她还整理了一份“应变手册”。 手册里详细记录着应对特务盘问的话术、紧急撤离路线。 她把手册藏在一本《三字经》里，让学生转交给李朝成。 这份细致与清醒，帮李朝成在军统站稳了脚跟。 1949年秋，朱世君因叛徒出卖被捕，关押进渣滓洞。 被捕前，她第一时间烧毁了所有联络名单，只留下那本《三字经》。 进狱后，特务对她轮番审讯，逼她说出潜伏人员信息。 老虎凳、辣椒水都用上了，她却始终一言不发。 她知道，自己的沉默，能保护包括李朝成在内的所有同志。 狱中难友都佩服这个温和却坚韧的女教师。 朱世君没有消沉，反而主动组织难友传递消息。 她利用放风的机会，把写着“炬火安全”的纸条藏在发髻里。 再借着与其他牢房难友擦肩而过的瞬间，悄悄传递出去。 这四个字，是她给李朝成的信号，告知他身份未暴露。 有一次，特务在狱中搜查进步书籍，情况危急。 朱世君故意打翻水碗，弄湿了特务的衣服。 趁特务整理衣物的间隙，难友们快速藏好了书籍与纸条。 她因此遭到了更残酷的拷打，却笑着对难友说：“没事，值了。” 李朝成得知朱世君被捕后，内心备受煎熬。 他想营救，却深知自己的潜伏任务关乎全局。 直到看到“炬火安全”的纸条，他才稍稍安心。 他按照朱世君之前的交代，继续收集军统的情报。 把特务的屠杀计划、武器库位置等关键信息，悄悄传递给组织。 1949年11月27日，渣滓洞大屠杀爆发。 李朝成借着执行任务的机会，冒险靠近监狱外围。 他看到烈火冲天，听到难友们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他想冲进去，却被同僚死死拦住，只能眼睁睁看着火海蔓延。 解放后，李朝成第一时间赶到渣滓洞寻找朱世君。 他在废墟中翻找了三天三夜，只找到半本烧焦的《三字经》。 那正是朱世君给他的那本，红布补丁还依稀可见。 他拿着残破的书本，在废墟前站了整整一夜。 之后的几十年里，李朝成从未放弃寻找朱世君的踪迹。 他走访了当年的难友、附近的村民，却始终没有线索。 有人说，朱世君在大屠杀中牺牲了；有人说，她可能逃了出去。 但无论哪种可能，朱世君都再也没有出现过。 李朝成始终记得朱世君的嘱托，默默为国家奉献。 他把收集到的情报整理成档案，全部交给了相关部门。 1985年，年迈的李朝成得知歌乐山烈士陵园立碑。 他悄悄来到陵园，在朱世君的铭牌旁补刻了“炬火”二字。 这两个字，是他们当年的接头暗号，也是朱世君精神的写照。 补刻完后，他对着铭牌深深鞠躬，转身消失在人群中。 关于朱世君的最终结局，历史始终没有明确定论。 但根据档案记载和幸存者回忆，她大概率牺牲于11·27大屠杀。 她用自己的生命，守护了潜伏的同志，传递了革命的火种。 如今，几十年过去，朱世君的名字被永远铭记在纪念碑上。 那“炬火”二字，也成了传承革命精神的象征。 李朝成的身份在他去世后才被公开，那份残破的《三字经》。 被收藏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成为珍贵的历史见证。 参考资料：《朱世君传》,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