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史书骂了九百年的第一奸臣，其实是大宋最后的脊梁… 元代脱脱修《宋史》时，一句“穷凶稔恶”把章惇钉在了《奸臣传》的耻辱柱上，这一骂就是九百年。后世提起他，总绕不开“迫害忠良”“性情狠辣”的标签，可翻开尘封的史料才发现，这位被唾骂千年的“奸臣”，竟是北宋末年最硬的骨头，用一生撑起了摇摇欲坠的大宋江山。 章惇的才华，打小就藏不住。嘉祐二年考中进士，却因为名次排在侄子章衡之后，觉得颜面无光，愣是放弃了功名，两年后再考便拿下一甲第五名。这份傲气里，藏着远超常人的底气。他与苏轼曾是知己，两人同游终南山仙游潭，面对悬崖峭壁，章惇直接攀援而下，在石壁上题字，这份胆识让苏轼都感慨“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 王安石变法时，章惇成了最坚定的支持者。他被王安石赏识，出任编修三司条例官，深入推行新法，无论是青苗法还是免役法，都力求落地见效。地方任职期间，他经略南北江，平定西南割据势力，设立州县，把蛮荒之地变成宜居沃土，为大宋开拓了实打实的疆土。可变法触动了守旧派的利益，当宋神宗驾崩、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掌权后，一场疯狂的报复随之而来。 旧党不分青红皂白废除所有新法，哪怕免役法已见成效，司马光也执意要恢复落后的差役法。章惇据理力争，逐条驳斥，却被旧党扣上“奸佞”的帽子，遭苏辙等人接连弹劾，贬谪汝州，大病一场。更让他寒心的是，昔日好友苏轼，为了迎合旧党，竟公然否定他平定西南的功绩，在他处境艰难时袖手旁观。这份背叛，成了他后来打击旧党的伏笔。 哲宗亲政后，章惇被召回拜相，开启了七年独相生涯。他提出“绍述先帝遗业”，全力恢复新法，完善吏治、治理黄河、改革科举，让北宋国力稳步回升。对外，他一改往日妥协求和的姿态，采取“浅攻挠耕”策略对付西夏，指挥渭州知州章楶取得平夏城大捷，击败三十万西夏大军，逼得西夏不得不叩关求和，为北宋夺回了边境主动权。身为宰相，他严于律己，四个儿子都考中进士，却从不用职权为家人谋官，这份清廉在北宋末年的官场中格外难得。 章惇的“狠”，从来都针对尸位素餐的旧党和误国的势力。他贬斥司马光、吕大防等旧党成员，看似残酷，实则是对旧党此前全盘否定新法、打压新党的反击。可后世史书多由旧党文人编撰，自然把他描绘成“报复心重”的奸臣。更致命的是，哲宗驾崩后，章惇坚决反对立赵佶（宋徽宗）为帝，直言“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这份忠言逆耳彻底得罪了新帝。 宋徽宗即位后，章惇被一贬再贬，最终终老湖州。而那些被他预言“轻佻误国”的隐患，后来一一应验。蔡京等真正的奸佞当道，新法沦为敛财工具，北宋朝政日益腐败，最终走向“靖康之耻”的覆灭。倘若当时朝廷能听进章惇的谏言，倘若他的新法能一直推行，大宋的命运或许会截然不同。 九百年的骂名，源于党争的偏见和史书的偏颇。章惇不是完美的圣人，他打击旧党时确实手段过激，但比起那些空谈误国的守旧派、投机钻营的奸臣，他的改革魄力、家国担当、清正廉洁，都是北宋末年最稀缺的品质。他用一生践行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初心，却成了史书里的“奸臣”，这本身就是历史的悲哀。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