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的中日争端，一些日本人和媒体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尽管中国官方言辞激烈，但在中国的街头，却没有出现他们“预料之中”的大规模抗议游行，也没有看到像过去那样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号召。这种“冷静”现象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日本媒体纷纷指出，这与中国过去的“激烈反应”相比，显得有些“不同寻常”。 2025年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询中表示，如果台湾地区使用武力，可能构成日本的“存立危机事态”，自卫队或需考虑行使集体自卫权。这番表态直接把台湾问题与日本安保挂钩，超出以往日本政府在公开场合的表述范围，触及中方核心利益底线。中国外交部次日就发出强烈抗议，指其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随后中方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暂停日本水产品进口、发布赴日旅行警示、加强军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收紧稀土相关许可审查等。这些动作精准指向日本依赖中国供应链的关键领域，比如电动汽车电机所需的重稀土材料。日本经济高度依赖对华出口，中国市场占日系车企全球销量相当比例，一旦供应链受限，影响立竿见影。 高市早苗属于自民党保守派，长期追随安倍晋三路线，对华立场强硬。她上台后加速推进防卫政策，提前实现防卫费占GDP 2%目标，并在台湾议题上多次释放信号。这次答询被视为她个人持论的公开表达，日本内阁秘书处事先准备的回应稿本建议回避假设性问题，她却自行展开论述，导致事态升级。日本媒体和舆论一度预期中国民间会像2012年钓鱼岛事件那样爆发大规模街头行动，那时出现游行、砸车、抵制商店等激烈场面。但这次从11月到年底，中国各地街头和商场保持正常秩序，日系品牌门店照常营业，社交平台虽有批评声音，却未形成线下聚集或大规模号召抵制日货的浪潮。日本一些报道对此感到困惑，认为这与中国以往反应形成鲜明对比，称其“不同寻常”。 这种平静变化有现实基础。中日经济深度捆绑，2023年贸易总额已超3万亿元人民币规模，日本汽车、电子零部件等产业在中国有大量工厂和供应链，涉及数十万就业。过去盲目抵制往往伤及本土企业与普通人利益，教训深刻。现在中国制造业升级明显，许多消费品领域已实现国产替代，日系家电、汽车等市场份额被比亚迪、海尔等品牌挤压，民众消费选择更多元，不再把日货视为必需。加上信息渠道多样，大家清楚极端行为代价高，国家通过精准经济外交已足够维护权益，比如稀土出口管制直接打在日本痛点，无需民间再用街头方式补充力量。日本媒体注意到这种转变，但不少仍停留在旧印象，以为中国民众反应必然情绪化，其实这是中国社会成熟与自信的表现。 争端持续到2026年初，中国商务部进一步加强对日本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日本在华企业感受到压力。高市早苗内阁面对国内在野党质疑，在国会承认答询超出政府标准范围，但拒绝正式撤回原话。两国关系趋冷，但经济纽带和民间联系仍在，避免全面破裂。日本一些分析开始反思，他们眼中的“不同寻常”其实是中国处理国际摩擦方式更趋理性与精准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