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先农坛附近的刑场上死刑犯被处决后装进窄小的棺材里。众所周知，鹤年堂附近的菜市口才是北京有名的刑场。许多死刑犯曾在此处结束了自己长短不一的人生。 先农坛附近的刑场登上历史舞台，是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那会儿菜市口依旧是主流法场，可社会局势动荡，处决的人越来越多，加上部分处决行动不愿太过张扬，先农坛周边的空地就成了补充的刑场，邵飘萍先生就是1926年在这儿被奉系军阀秘密处决的。他走的时候才40岁，兜里还揣着办报时记满真相的笔记本，临刑前只是朝监刑官拱了拱手，说了句诸位免送，接着就仰天大笑，那份从容，让在场的人记了一辈子。 他创办的《京报》，敢说真话敢针砭时弊，把北洋军阀的腐败行径扒得一干二净，也正因如此，成了军阀眼中的眼中钉。被捕前一天，他还在报社改着抨击时局的稿件，身边人劝他避一避，他只说办报就是为了为民发声，哪能因为怕死就退缩。他的死，没有公开的审判，没有公正的裁决，只是军阀为了堵住悠悠众口的手段，死后被装进的那口窄棺，连块像样的墓碑都没能立刻拥有，还是亲友们几经周折，才悄悄将他安葬。 菜市口的名气，是刻在明清几百年的历史里的。顺治年间定下这里作为法场，就是为了遵循“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的规矩，让处决的场面起到警示作用。鹤年堂比菜市口的法场历史更久，始创于明永乐年间，也就成了菜市口刑场最特殊的见证者。每逢官府“出红差”，鹤年堂都会被提前通知准备酒食，监斩官行刑前会在店里休息，刽子手也会在这儿等候午时三刻的到来。 1898年的秋天，戊戌六君子就是在鹤年堂门口的菜市口刑场就义的。谭嗣同是其中之一，他本有机会逃走，却执意留下，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行刑时，刽子手的刀因多次使用已经卷边，他受了数刀才断气，死后被装进窄棺，停灵在法源寺，僧人收拾遗体时，看到他肩胛处的伤痕，都忍不住落泪。当时鹤年堂的掌柜敬重六君子的气节，拿出自制的麻醉药想让他们少受点苦，可六君子无一人接受，个个昂首挺胸，直面死亡。 那些被处决的人里，有像谭嗣同、邵飘萍这样为了理想舍生取义的人，也有蒙冤的百姓，还有卷入朝堂斗争的官员。庚子事变那年，菜市口半个月就冤杀了百余名百姓，七月十五那天更是砍了78人，街头的无首之尸堆得满地都是，家属们哭着喊着找亲人，那哭声，在菜市口的街巷里飘了好久。这些人死后，有家属的还能收殓入棺，没家属的，就由鹤年堂出资安葬，一口窄小的棺材，成了他们最后的容身之所。 那口窄棺，在当时有固定的规格，长不过六尺，宽不足两尺，材质大多是薄木，穷苦人家的亲人，连这样的薄棺都未必能拥有。死刑犯被处决后，衙役们不会多做停留，用草席裹身或是直接装进窄棺，要么被家属领走，要么被拉到乱葬岗掩埋。没人会在意他们生前的故事，没人会过问他们是否冤屈，一口窄棺，就成了他们与这个世界最后的联结。 菜市口和先农坛附近的刑场，如今都早已变了模样。菜市口成了繁华的商业街，高楼林立，车水马龙，鹤年堂依旧在街边营业，只是再也没有了当年的刑场景象。先农坛成了文物保护单位，庄严肃穆，记录着古代帝王祭祀先农的历史，没人再记得这里曾是刑场，没人再提起那些被装进窄棺的人。 历史不该被遗忘，那些在刑场上逝去的人，无论是为理想献身的志士，还是蒙冤的百姓，都成了时代的印记。一口窄棺，装下的不仅是逝者的身躯，更是旧时代的黑暗与无奈，而如今的太平盛世，正是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