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郭沫若在北京离世，身后享有极高声誉，可很少有人知道，他当年在日本抛

1978 年，郭沫若在北京离世，身后享有极高声誉，可很少有人知道，他当年在日本抛下的五个孩子，曾跟着母亲佐藤富子熬过绝境。 我是最小的那个，打记事起就跟着母亲在日本乡下的小木屋过日子。母亲总说“你父亲在远方做大事，等你们出息了就能见到他”，这话她从我们穿开裆裤说到我高中毕业，说的时候眼睛亮得像星星，手里却总在缝补磨破的衣服，指尖的老茧蹭得布料沙沙响。 十八岁那年，我考上东京的大学。临走前夜，母亲在灯下缝我的衬衫领子，风扇在角落里吱呀呀地转。她忽然停下针，从怀里摸出个油纸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几张旧邮票。“你父亲年轻时爱集邮，”她声音很轻，“这些……或许能换点钱应急。”我捏着那几张泛黄的邮票，喉咙发紧。 在东京，我白天上课，晚上去码头搬货。第一个月领到工钱，我咬牙买了盒精致的和果子，想寄给母亲。跑去邮局的路上，却被一个西装男人拦下。他递来一封信，信封很厚，盖着北京的邮戳。“你父亲病重，”男人语气平静，“想见你们最后一面。” 我捏着信在街边坐到天黑。霓虹灯一盏盏亮起来，照得手里的和果子盒子格外刺眼。回去后，我给母亲打了电话，铃响三声才接。“妈，”我说，“我收到一封信。”电话那头只有细微的呼吸声。过了很久，母亲才开口：“去吧。”就两个字，像用尽了力气。 我没去北京。我把和果子寄回乡下，附了张字条：“妈，尝尝东京的甜。”然后继续打工、读书，把那张北京的信压在箱底。直到毕业那天，我穿着租来的学士服拍照，手机突然亮了——是大哥发来的短信：“母亲走了。” 赶回乡下时，小木屋空荡荡的。邻居递给我一个铁盒，说是母亲留给我的。里面是那几张邮票，还有一张存折，余额是我寄回家的所有钱。存折夹页里塞着张纸条，母亲的字歪歪扭扭：“你父亲那年寄过路费，我退了。我们的苦，不该成为你的选择题。” 我攥着存折在屋前坐到日落。远处稻田泛着金黄的光，像极了母亲缝衣服时窗外的夕阳。原来她早知道一切，却选择独自守着这个秘密，让我们干干净净地往前走。 如今我也老了，常对着铁盒发呆。那些邮票早已不值钱，存折上的数字也微不足道。可我知道，这里面装着母亲全部的尊严，和她从未说出口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