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国民党上将陈仪被执行枪决，行刑前，蒋鼎文让士兵端来酒食，陈仪说：“不必了，你让士兵麻利点，打我头部，给了痛快。“ 说白了，没有陈仪，就没有后来的“中原王”汤恩伯。 把时间拨回到1920年代的日本。那时候的汤恩伯还叫汤克勤，是个穷得叮当响的留学生，甚至因为交不起学费，只能在餐馆里打工端盘子。就在他人生最灰暗的时候，碰上了当时的浙军第一师师长陈仪。 陈仪看这个年轻人长得仪表堂堂，谈吐也不俗，动了惜才的念头。他不仅自掏腰包资助汤克勤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还把自己身边最疼爱的义女王锦白许配给了他。 为了让这门亲事成型，也为了汤克勤的前途，他给了汤克勤300块大洋，让他回老家把婚离了。 为了报答这份知遇之恩，汤克勤当场改名。“恩伯”，意思就是“感念陈仪之恩”。 此后二十多年，陈仪对汤恩伯那是真没得说。在国民党那个尔虞我诈的圈子里，这对“父子”的关系曾被无数人羡慕。 直到1949年初，国民党兵败如山倒，长江防线岌岌可危。这时候的陈仪，担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陈仪这人，虽然在“二二八事件”中背负了骂名，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有自己的考量。 他动了“起义”的念头。 这时候，他手里虽然有兵，但不多。要想成事，关键还得看那个手握几十万重兵、镇守京沪杭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 在陈仪看来，这事儿稳成。因为他是父亲，汤恩伯是儿子。父亲叫儿子走正道，儿子哪有不听的道理？ 于是，陈仪写了一封亲笔信，派外甥丁名楠带着信去上海找汤恩伯。信里的内容很实在：释放政治犯、停止修筑防御工事、保护公共财产，等待解放军过江，实现和平交接。 可他万万没想到，那封信送出去的那一刻，他的半只脚已经踏进了鬼门关。 汤恩伯收到信后，是什么反应？ 并没有像陈仪想的那样“纳头便拜”，而是吓出了一身冷汗。 当时的汤恩伯，虽然手握重兵，但日子并不好过。孟良崮战役把整编74师葬送了，蒋介石气得用手杖把他的头打破，让他跪在地上爬出去。他太了解蒋介石的手段了，那是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 汤恩伯看着桌上那封信，心里打起了算盘。如果跟着陈仪起义，成了还好，万一败了，那就是满门抄斩；如果把信交出去，那就是卖父求荣，要背一辈子骂名。 汤恩伯发现，自己公馆里似乎有特务的影子。军统的头子毛人凤，早就对陈仪和汤恩伯的动向盯得死死的。汤恩伯身边甚至安插了毛森这样的特务头子。 “如果不交，一旦被特务先发现，我也得死！” 汤恩伯做了一个让他后半生都在忏悔的决定：他把陈仪的亲笔信拍了照，连夜送到了正在奉化溪口的蒋介石手中。 为了把自己摘干净，汤恩伯还特意给蒋介石写了报告，大意是：“义父老糊涂了，被奸人利用，我这是大义灭亲，但我请求留义父一条命。” 蒋介石看到信后，只冷冷地回了几个字，立刻下令抓人。 陈仪被捕那天，他本来是兴冲冲地坐火车去上海找汤恩伯“共商大事”的。结果刚一下火车，迎接他的不是鲜花和拥抱，而是一群黑洞洞的枪口。 直到被押解到衢州关押，陈仪都不敢相信是汤恩伯出卖了他。他对身边的人说：“恩伯不会害我，这肯定是特务的离间计。” 哪怕后来事实摆在眼前，陈仪也只是长叹一声，再也没说过汤恩伯半句坏话。 1950年4月，陈仪被押送到了台湾。 这时候的蒋介石，已经退守孤岛，心里的戾气极重。对于“叛徒”，他没有任何容忍度。 本来，按照汤恩伯之前的求情，蒋介石或许会留陈仪一命，哪怕是终身监禁。但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关头，蒋介石需要杀鸡儆猴，需要用血来震慑那些动摇的将领。 “枪决可也。” 蒋介石大笔一挥，四个字断送了陈仪的生路。 1950年6月18日，台北马场町。 陈仪拒绝了所有人的搀扶，他整理了一下衣领，腰杆挺得笔直。在去刑场的路上，他甚至还能跟看守开玩笑。 到了行刑地点，他转过身，面对着行刑队，眼神里没有恐惧，只有一种解脱。他对身后的军法官说：“人死，精神不死。” 紧接着，就是开头那幕，他要求向头部开枪。 一声枪响，陈仪倒在血泊中。这一年，他67岁。 陈仪死后，那个“大义灭亲”的汤恩伯过得好吗？ 陈仪被枪决的消息传出后，汤恩伯在家里设了灵堂，跪在地上嚎啕大哭。他知道，这声枪响，也彻底击碎了他的脊梁骨。 在台湾的官场上，汤恩伯成了“卖父求荣”的代名词，没人看得起他，连蒋介石也对他充满了鄙视，觉得这个人连义父都能卖，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于是，汤恩伯被彻底冷落，手里没了兵权，只挂了个虚职。 更让他痛苦的是家庭的破裂。他的妻子王锦白，本就是陈仪的义女，得知真相后，根本无法原谅丈夫的所作所为。她带着孩子远走美国，至死都没再见汤恩伯一面。 1954年，汤恩伯在日本治病期间，死在了手术台上。 陈仪在刑场上那句“打我头部，给了痛快”，既是对死亡的蔑视，也是对那个荒谬时代的最后抗议。他走得干脆利落，把所有的纠结、痛苦和骂名，都留给了那个活着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