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于敏跟妻子说：“氢弹爆炸成功，咱们买一只烤鸭庆祝庆祝吧？”妻子说：“哎呀！氢弹爆炸跟咱们有啥关系，哪有钱买烤鸭。”于敏默不作声，从衣服兜里掏出一沓钱来给妻子。 1967年夏天，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这个消息震动世界，也让无数普通人第一次意识到，中国真的站起来了。 但很少有人知道，在那一刻，真正的核心设计者正坐在北京一间并不宽敞的房子里，想着家里能不能改善一顿饭；他兴奋、激动，却不能对任何人说自己在其中做了什么，甚至不能向妻子解释钱从哪里来。 于敏并不是一开始就走上这条路的人，年轻时的他，是标准的“天赋型学霸”，从小爱物理，进北大、进中科院，搞的是当时国内最前沿的原子核理论研究。 那时候的于敏，在学术圈已经小有名气，如果顺着这条路走下去，发表论文、做教授，人生会相对清晰，也体面得多；可偏偏在国家最困难、最被卡脖子的时刻，他被点了名。 1960年前后，国际环境急转直下，外援撤走，技术封锁接踵而至；有人放话说，中国人二十年都别想搞出氢弹，话很刺耳但也很现实。 就在这种背景下，于敏被找去谈话，意思很明确：放下你已经做得很成熟的方向，从零开始，搞氢弹理论；没有现成资料，没有完整设备，甚至连计算资源都极其紧张；这不是“转个研究方向”，而是把人生推倒重来。 于敏几乎没有犹豫，后来他说过一句话，很少被渲染，却极其真实：“这不是我最感兴趣的，但国家需要。”于是，一个原本可以安稳做学问的人，走进了长达二十多年的隐秘世界。 那段时间，全国能用的计算机屈指可数，氢弹项目只能在后半夜“捡时间”；更多时候，连机器都轮不上，只能靠算盘、计算尺和一摞摞稿纸；公式写满黑板，又被擦掉重来，数据算到眼睛发红，很多人落下了严重的失眠和胃病。 工作环境也谈不上好，高原、风沙、严寒是常态，冬天零下三十多度，水壶能冻成冰疙瘩；可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硬生生把理论体系搭了起来。 最终，于敏提出了一套完全不同于美苏路线的构型方案，后来被称为“于敏构型”；正是这个关键突破，让中国从原子弹到氢弹只用了两年多时间，速度快得让世界重新审视这个国家。 但所有这些成就，在当时都不能说；于敏消失在公众视野里，连最亲近的人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整整二十八年，妻子孙玉芹只知道丈夫“搞研究”，却不知道研究的是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常年不回家；邻居有过猜测，孩子在学校也听过闲话，但她从不多解释，只是默默把家撑住。 家里的日子并不宽裕，两间小屋，挤着几代人，书桌要轮着用；于敏每月工资到手，第一件事是往老家寄钱，剩下的精打细算着过；沙发坏了，用纸板垫；衣服旧了，能补就补；孙玉芹一边上班，一边带孩子，一边操心老人，从没抱怨过一句。她知道丈夫在做“大事”，哪怕自己也说不清那到底是什么。 那只烤鸭，正是在这样的生活背景下出现的；氢弹成功的消息传来，于敏第一次有了“庆祝一下”的念头；不是为了炫耀，更不是为了享受，只是单纯地想让家里热闹一次。 可现实很快把他拉回地面：账单一大堆，孩子要上学，家里还欠着钱；那天晚上，他甚至梦到自己在吃烤鸭，醒来后反而更难受，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缺席了太多本该属于家庭的时光。 后来身份解密，荣誉接踵而至；奖章、称号、掌声，一样不少；但于敏始终很克制，他多次拒绝被称为“氢弹之父”，总说这是集体的成果；即便组织给他配车，他也摆摆手，继续坐公交，拎着旧布包，像个普通退休职工。他不太习惯站在聚光灯下，反倒更愿意谈团队、谈国家、谈后来者。 真正让他放不下的是妻子，孙玉芹2012年因病去世，那之后，于敏常常一个人坐很久；有人记得，他曾说过等退休了要带妻子去看看海，可那本旅游手册在床头柜里放了二十多年，始终没能成行；后来再提起她，这位白发老人会短暂沉默，然后低声说一句：“这辈子，最对不起她。” 2019年，于敏离世，享年93岁；那一年，他被授予共和国勋章；人们用很多宏大的词来形容他的一生，但如果换个角度看，他的人生其实很“简单”：该读书时读书，该选择时选择国家，该沉默时沉默；只是在无数个普通人享受烟火日常的时候，他把自己的人生交给了一件看不见、摸不着，却关乎国家命运的事。 再回头看那只没吃成的烤鸭，它不再只是生活拮据的象征，而是一种分量极重的对照；一边是国之重器，一边是柴米油盐；一边是惊天动地，一边是默默无声；于敏这一生，恰恰走在这两者之间。 主要信源：（商丘网—京九晚报——于敏的“烤鸭梦”；中国军网——于敏：“一切都是为了国家需要”的中国氢弹之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