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30日，新四军特务营营长叶道志被以叛逃罪执行枪决，叶道志被枪决前夕，他的战友陶勇曾多次向新四军军部求情，但依然没能阻止他被枪决的事情。 很少有人知道，这位被处决的“叛逃者”，曾是徐向前麾下战功赫赫的红军悍将。1929年参加革命的叶道志，从鄂豫皖苏区的普通战士起步，在黄安、商潢等著名战役中屡立奇功，活捉敌师长赵冠英、痛击汤恩伯的战绩，让他多次受到徐向前、王树声的公开表扬。长征路上，他两过雪山三过草地，历任红31军93师、92师师长，与陈锡联、王近山等后来的开国将军平起平坐，是红四方面军中公认的军政双全的猛将。 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叶道志的人生轨迹突然转向。他没有像老战友陈锡联那样被分配到八路军129师任团长，而是被调往新四军，职务从师长连降数级，先是担任二支队四团副团长，后来又因工作沟通不畅被降为特务营营长。四团官兵多是福建籍游击队员，满口方言让湖北出身的叶道志寸步难行，开会时连作战部署都要靠翻译传达，曾经在战场上挥洒自如的战将，如今连基础的官兵谈心都无法开展。 和他境遇相似的还有红四方面军老战友徐长胜、陈五和，三人都是红军时期的团师级干部，到新四军后均遭降级使用，心中的苦闷难以言说。1938年7月31日，三人留下“我们去延安了”的字条，各带短枪离开部队，想回到八路军寻找老部队继续抗日。他们没走多远就被新四军侦察科长李志高带队追上，徐长胜因辩解被当场击毙，叶道志崴脚被俘，陈五和侥幸逃脱后改名陈康，辗转加入八路军129师。 陶勇得知消息后急得直跺脚，他跑到军部找到叶挺军长，拍着胸脯以身家性命担保。陶勇记得清清楚楚，他们从延安南下新四军时，叶道志是临时支部书记，途经武汉得知张国焘叛变的消息，还专门组织大家开批判会，坚决与张国焘划清界限，怎么可能去投靠叛徒。可当时的新四军刚完成改编，部队由南方八省游击队拼凑而成，“官比兵多，兵比枪多”，军纪涣散问题突出，叶挺军长正急于以严治军，面对“带枪离队”这种严重违纪行为，坚持要杀一儆百。 临刑前的公审大会上，叶道志始终挺直腰杆辩解：“我擅自离队有错，愿受军纪处罚，但绝不是叛逃投敌！”他想不通，自己出生入死十年，从没有在战场上退缩过，如今只想换个地方继续抗日，却要背上“叛徒”的骂名。陶勇带着几名红四方面军老战友再次求情，甚至愿意替叶道志承担军纪处分，可军部最终还是维持了原判，报经第三战区批准后，将28岁的叶道志执行枪决。这一决定也引发了叶挺与副军长项英的激烈争执，成为两人后来矛盾激化的重要诱因。 叶道志的悲剧并非个例。抗战初期，大批红四方面军干部被调往新四军，因编制差异、语言隔阂、职务落差等问题，不少人出现情绪波动。而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张国焘分裂路线”的阴影尚未完全消散，对红四方面军干部的审查格外严格，带枪离队的行为被直接定性为“叛逃”，缺乏缓冲和甄别空间。反观逃脱的陈康，在八路军129师得到重用，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两位战友截然不同的命运，让人唏嘘不已。 历史终究没有埋没真相。多年来，陶勇、谭知耕等老战友始终没有放弃为叶道志伸冤。1982年，已是开国少将的谭知耕在病床上口述报告，详细陈述事件经过，恳请中央军委复查。在徐向前元帅的亲自过问下，解放军总政治部经过全面核查，于1983年10月作出决定：叶道志的行为属于严重违反纪律，但并非叛逃投敌，认定为历史错案，予以平反恢复名誉。这纸迟来45年的平反决定，为这位蒙冤的红军战将洗刷了污名。 叶道志的命运，折射出特殊历史时期个人与时代的碰撞。他的冲动之举违反了军纪，却绝非背叛革命，那句“只想抗日”的呐喊，道出了一位军人的初心。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严明的纪律是军队的生命线，但在执行纪律的同时，更需要兼顾情理与甄别，不让忠诚者蒙冤，不让奉献者寒心。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