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钱学森整天躺着，不爱说话，也不理人，家人以为他得了老年痴呆，谁知当医生问他100减7等于多少？钱学森怒斥他，你知道你在问谁吗？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 钱学森早年出生在上海一个书香门第，家里条件不错，让他从小就接触到不少书本知识。1911年出生的他，上学时就对数学和物理特别上心，1934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没多久就拿到机会去美国深造。先在麻省理工学院学航空工程，1936年转到加州理工学院，跟着冯·卡门教授搞火箭研究，那时候二战还没结束，他就参与了美国军方的火箭推进项目，甚至去德国审视过V-2导弹的残骸。 1947年，他成了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领导喷气推进实验室，在高速空气动力学上贡献不少，美国人当时把他看得值五个师的兵力。可1950年，因为冷战的原因，美国当局把他拘留了五年，期间他也没闲着，写出了《工程控制论》这本书。1955年，他终于带着妻子蒋英和孩子回到了祖国，一头扎进国防科技领域，组建研究所，指导导弹研制。那时候中国条件差，他就领着一帮年轻人，用算盘和滑尺算轨道数据，硬是把短程导弹搞出来，推动了中国航天从零起步。 回国后，钱学森领导多项重大工程，比如“两弹一星”，让中国在核武器和卫星上站稳脚跟。他这个人做事严谨，总是强调精确计算，小数点后几位都不能马虎。九十年代以后，年纪大了，骨骼问题严重，腰椎顽疾加上呼吸道毛病，让他多半时间躺在床上，活动越来越少。每天早起还坚持练气功，手臂慢慢移动，坚持一个钟头，可话语越来越少，面对家人呼唤，也就点点头或眨眨眼。妻子蒋英天天帮他整理旧东西，比如那支在美国写求救信的钢笔，擦得亮亮的放床头。亲人看着他这样子，心里直发慌，以为是年龄大了，认知出问题了，就安排医生来查查。 医生来检查那天，按常规程序做了认知测试，先问100减7，钱学森答93，又问93减7，他答86，到86减7的时候，他突然发火了，直接说自己是大科学家。这事后来被他的保健医生赵聚春讲出来，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不是糊涂的表现，而是他觉得这种简单题是对他一辈子科学成就的轻视。他平时谦虚，从不自称大科学家，可这次例外了，证明了他的头脑还清醒着。测试后，医生确认他没老年痴呆，只是身体衰弱导致的不爱说话。 这事传开后，大家对钱学森的晚年有了新看法。他不是真糊涂，而是把精力省着用在关键地方。研究所的年轻人来汇报试车数据，他看一眼曲线，就能指出阀门问题，还用手指划出温度、密度、进气、节流这些关键词，帮团队解决了共振难题。亲人们也渐渐明白，他每天让蒋英读科技报，听到卫星绕月成功，眼角会湿润，那是因为他一辈子心系国家科技。护士换床单时，还发现枕下有纸条，写着关于教育孩子的想法，比如让小孩懂艺术，这是他琢磨多年的“钱学森之问”的一部分。他拒绝一些常规检查，却让孙子把测试表折成纸船放水杯里，说人不是数字，是靠做事定义的。孙子把这话记下来，当成高考动力。 钱学森晚年喜欢听楼下操场的声音，早晨的口令和脚步传来，他会睁眼，嘴角微微上扬，指着窗外树说，从前在国外时，他就这么想着火箭上天的事。他的铅笔总削成一样长，摆在桌面右侧；窗帘拉到一半，说这样看图纸不晃眼；手表永远调快十分钟，跟当年搞实验的作息一样。2009年秋天，他走的那天，床头还摊着报纸，红笔圈出发动机数据。家人整理遗物，在钢笔帽里找到小纸条，写着“祖国”两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