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国歌之父”田汉被永久开除党籍，最终在监狱中去世，许多人认为他是冤枉死的，七年后，田汉的妻子才得知真相，没过一年，她也随他而去。 1968年冬，北京一间病房里躺着一位无人照顾的老人，那年他七十岁，患有糖尿病，房间里没有暖气，也没有亲人来看望，这个人就是田汉，那首让无数中国人热血沸腾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正是出自他的手。 1898年，他出生在湖南一个普通农家，父亲早逝，是舅父把他拉扯大，小时候，戏台上的锣鼓声就是他的启蒙课堂，才十几岁，他就开始动手改写京剧剧本，身上的艺术天赋像野草一样疯长。 1916年他东渡求学，不仅学到了戏剧创作的方法，更看清了社会变革的方向，五四运动爆发时，他虽身在海外，却已经敏锐地察觉到时代在变，开始把写作当成抗争的武器。 回国后，他创办了南国社，写的剧本不再是风花雪月，而是像《获虎之夜》《咖啡店之一夜》这样直面社会现实的作品，演出场场爆满，观众看的不仅是戏，更是照见自己生活的一面镜子。 1935年，他为电影《风云儿女》写了主题曲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几句词配上聂耳的曲子，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号角。 可历史的洪流中，个人的命运从来不按贡献分配。 安娥，原名张式沅，同样是个了不起的女性，她参加过学生运动、逃过婚，去工厂教工人们认字唱歌，《卖报歌》《渔光曲》都是她写的，她和田汉在上海相识，那时田汉已有家室，她怀孕后却选择隐瞒，独自离开，甚至编造了孩子夭折的谎言。 这段情债直到抗战时期才被偶然揭开，流亡途中两人重逢，田汉才知道儿子田大畏还活着，那时他们都不再年轻，终于在中年握紧了彼此的手。 建国后那几年，算是他们人生中少有的平静时光，在北京的小院里，他写稿，她整理，茉莉花开了又谢，可这份安稳像泡沫一样脆弱，六十年代那场风暴一来，瞬间就被打破了。 田汉被带走那天，安娥站在门口望着他离开，她以为只是暂时的分别，很快就能解决，她细心整理好丈夫所有的手稿，按年份排得整整齐齐，等着他回来继续写作，可她不知道，这一别，就再也等不到人了。 田汉在狱中病逝的消息被隐瞒了整整七年，一直没告诉她，安娥一个人守着一沓沓发黄的稿纸，还总念叨着当年和他约好一起去西湖看柳树，儿子田大畏也被下放，家里空荡荡的只剩她一个。 1975年，她终于得知真相——那个让她苦等了半辈子的人，早在七年前就已经不在了，这个消息像一记重锤，彻底击垮了她，她说：“早走也是福气。”这话听着像是看开了，其实是绝望到了极点的自我安慰。 第二年秋天，安娥也走了，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她都没想明白：为什么那些曾经为国家呐喊的声音，最终却被时代吞没，连一点回响都没有。 主要信源：（天眼新闻——抗战烽火中的客籍名人｜田汉：戏剧演出成为“流动的抗战火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