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台儿庄战役47岁的陈钟书将军，在一次肉搏战中挑死14个日军后牺牲，记者拍下了这一幕，被战士们用担架拖回遗体的一张照片。 台儿庄那一带，春天的风里都有股火药味。 乱石、破墙、弹坑挤在一起，地上泥和血拌成一色。那天战斗刚停一会儿，几个战士弓着腰，抬着一副担架往后阵地走，脚步又快又稳。 担架上的人闭着眼，军装被血染得发硬，军帽歪在一边，脸上还挂着没来得及擦掉的泥。 远处有人举着相机，对着这一幕按下快门。照片里只是一具安静的遗体，谁要是不知道前因后果，大概只会说一句“又一个阵亡军官”。很少有人想到，不久前，这个已经躺平的人，还在壕沟前线用刺刀连挑十四个日军，直到被一颗流弹打翻。 这个被抬走的旅长叫陈钟书。 算起来，那年他四十七岁，在军队里不算年轻了。 再往前翻半辈子，他的根在云南安宁。1891年，那里还是一个安静的小地方，山里雾气重，路不好走。家乡人后来提起他，只说这个孩子有股倔劲，扛起书包往昆明去了。 云南陆军讲武堂第七期，名册上写着他的名字。 讲武堂的操场天天是脚步声和口号声，木地板被军靴磨得发亮，年轻军官们在教官的骂声里学战术、练刺杀。就是从这个地方，一茬一茬地走出滇军骨干。 离开讲武堂，他穿上军装就再没脱下来。 做过排长，当过连长，升到副营长、团长，又被派到麻栗坡县当边防督办，忙的是一桩桩跟地图、山头打交道的事。 辛亥时跟着起过兵，护国运动打过仗，护法的时候又跑在各地前线。那些战事写进档案就成了干巴巴几行字，对当事人来说，是一辈子在枪声中熬出来的履历。 凭着一次次立功，他名字后面的头衔慢慢变长，最后落在“第六十军第一八三师五四二旅少将旅长”这一行。 那会儿，他已经不再是操场上握着木头枪的学生，而是手里攥着一整旅兵力的指挥员。 抗战全面打响后，战场往北推，云南的部队被点名要出省。 对很多滇军官兵来说，这一步意义不小，是真正把云南这块边地的兵力推到全国抗战的主战场上。队伍从山里出来，一路北上，有战士背着简单行李，有人扛着枪，一边走一边嘀咕家里的老人孩子。 军令写得明明白白，第六十军要去台儿庄参战，一八三师担任主攻。 主攻这两个字，老兵心里跟明镜似的，意味着要顶在最硬的那一下，把敌人的火力迎上来。 1938年四月，台儿庄附近已经是一片弹雨天地。第二次台儿庄血战，自二十二日起打响，一直绷到五月十四日。 时间一长，数字开始变得刺眼，伤亡名单一页一页往上加。 陈钟书带的一八三师，压在最前面，师里伤员一拨一拨往后送，阵地上面却不能空。他这个旅长没待在后方指挥所，跑到火线去看。 前沿战壕里，枪声断断续续，人影在硝烟里一闪一闪，谁往前挪一步，谁就多一分危险。 他心里清楚，真到了拼命的时候，不少兵会盯着长官看，长官往哪儿站，底下人很难躲到后面去。 战斗拖到肉搏那一阵，子弹已经顾不上分哪一方，炮声震得耳朵发闷。 刺刀上了膛，人贴着人打，连骂人的话都说不完整。有人远远看见，陈钟书端着刺刀，跟年轻士兵混在一堆，一次又一次冲出去。 刺刀戳进敌人身体那一瞬间，人会本能收一下力，可这种仗里收不住，只能继续往前。 身边的人说，他在那片乱石边连续挑倒十四个日军，动作干净利落，嘴里不见得喊什么豪言大话，只顾着把阵地顶住。 就在这种时候，一颗不知道从哪飞来的流弹击中了他，整个人像被突然抽空一样倒下去。 战士们反应过来时，他已经倒在战壕边。 几双手七手八脚把他抬上担架，往后方一路小跑，心里还惦记着能送去徐州救治。路上坑坑洼洼，炮弹刚炸过的地方烟还没散。 担架一晃一晃，抬的人满身汗，躺着的人再没睁眼。 等到战斗稍稍平息，后方算清这场拼杀的代价时，有人说，这一仗守住了阵地，也送走了第六十军出省抗战以来阵亡的第一个将军。 军中的文件里很快写明，追赠他为陆军中将，这道命令落在纸上，算是对他这一生的评价。 外头看的是军衔和头衔，档案柜里躺着的，是他的遗嘱。 台儿庄的硝烟里，有一段短短的文字是他留给后人的。那会儿，他已经知道前面是什么局面，上尉参谋宋永庆被叫到身边，拿着笔站在一旁，把旅长的嘱托一条条记下来。 遗嘱里没有花哨套话，对国家，就是一句心甘情愿地把命搭上，对妻子儿女，是不舍也是叮嘱，叫他们别光记得这场别离，要好好活。对部下，是那句老话“保国卫民”，不是写给面子看的标语，而是一个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军人最后的要求。这些句子经宋永庆的手，落在纸上，一字一句进了档案。 战后很长一段时间，这份遗嘱夹在其他卷宗中间，安安静静。 整理档案的工作人员，只知道这是云南人陈钟书，一位在台儿庄牺牲的少将旅长，曾参加辛亥、护国、护法多次革命，最后战死前线。到了一九八四年九月，民政部发文，正式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这份材料在公文世界里有标准格式，对这位已经不在的人来说，这是一种迟来的确认，也是国家记忆对他那一段路的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