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95岁高龄的他被赶出了自己的家，短短两个月就郁郁而终，至死也没能再看一眼海峡彼岸的故乡。他著作等身，与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他出生名门，一生致力于历史和教育事业，创办著名的香港中文大学。他就是一代国学大师钱穆。 1895年，江苏无锡一个书香人家迎来钱穆。童年时他很早入塾，十来岁已能博览群籍，尤其偏爱史书。本可以顺利升入大学，父亲却早早去世，家境迅速败落，他只好辍学回乡，当起小学老师。白天给孩子讲课，夜里点灯读古书，为日后治史打下根基。 1910年前后，他在无锡、常州一带的学校任教，后来又办图书馆、写《论语文解》，一边教书一边做学问。 二十几岁起，他陆续发表史学论文。1930年《刘向歆父子年谱》刊出，考证严谨，引起顾颉刚注意，把这个没有大学文凭的乡村教师直接请进燕京大学。 从此他先后在北大、清华、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以及战时的西南联大等校任教，跟着学校南迁西走，环境再艰苦，课堂和研究都没有停下。 在新旧思潮激烈碰撞的年代，钱穆既不全盘西化，也不一味守旧。他不同意把中国文化简单否定，也不赞成只会鼓吹旧礼教的保守，而是像个冷静的老学究，坚持先把自家历史弄明白，用带着温情与敬意的目光看待传统。 在这样的立场上，他写出《国史大纲》，勾勒中国历史的大脉络，又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选取汉、唐、宋、明、清五代，分析制度得失，希望读者能借古照今。 1949年，时局巨变，他离开内地南下香港。那里在殖民统治之下，中文教育贫瘠，不少年轻人对本国文化十分陌生。 于是，他和唐君毅等人在九龙桂林街的唐楼里创办新亚书院，用几间木板房上课，经费靠他四处募捐甚至变卖藏书。 一周下来他要上十几节课，学生不多，他也讲得一丝不苟。十六年间，他把主要精力都压在这所书院上，新亚后来与另外两所学院合组为香港中文大学。 为了支撑新亚最艰难的岁月，他曾被迫接受来自台湾当局的资助。随着新亚影响力渐大，出资者希望他以个人声望“还债”，甚至提出“以身抵债”的要求。 1967年，他迁居台北，在外双溪素书楼继续著述讲学。台湾经历长期殖民统治，出现文化断层，他便更加用力推广历史与国学，希望当地社会不要忘记自己的来路。 他拿到五十万文化奖金，也干脆全部捐给贫寒学生，这种倔强和清高，让他始终不愿向权力低头。 1980年代末，政治风向改变，有人拿素书楼做文章，说他长期占用公产，议员不断质疑。 面对压力，这位年逾九旬、双目失明的老人没有多辩，只是主动提出搬离，拄着拐杖离开自己住了二十多年的小楼，搬进市区一套逼仄公寓。 不久之后，他的精神和身体一起垮掉，1990年夏天在台北病逝，享年95岁，临终前仍叮嘱家人把自己送回无锡太湖边。 两年后，他的骨灰安葬在太湖之畔。他留下八十多种著作，《国史大纲》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成了一代代学人研读中国历史的重要读物，也帮许多读者理解古代制度和文化。 香港中文大学延续着新亚精神，素书楼被布置成纪念场所，陈列他的手稿与书信。从无锡乡村到北平课堂，再到香港和台北，钱穆用一生的漂泊证明，在动荡的世纪里，一个读书人仍可以靠笔和书，把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得更清楚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