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具遗骸，是在沈阳东华门施工时被挖掘出来的。分别为一男一女，被铁镣、手铐紧紧拴在一起，俩人呈相互依偎状态。死亡时间为抗日战争时期。 我们总说“九一八”，但坦白讲，这个日子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只是教科书上一个符号，是每年城市上空拉响的警报声。 可是“赵一楠”和“张兰”的出现，用一种最原始、最直接的方式告诉我们，历史是有体温、有筋骨的，它不是冰冷的档案，而是由无数个像他们一样鲜活的生命，用血肉之躯构成的。 很多老沈阳人，更愿意把“九一八”看作是“国难”，而不简单是“国耻”，耻辱在哪儿？耻辱在于当时高层那道“不抵抗”的命令，让北大营的东北军陷入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境。 但咱们的人民，并没有选择屈服，就在事变当晚，中共满洲省委就迅速行动起来，第二天就发表了那份响彻沈阳城的《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战据满洲宣言》，这可以说是吹响了全中国抗战的第一声号角。 这背后是什么？是在最高指令缺位的时候，一个民族从骨髓里迸发出来的求生意志和反抗本能。 从下令还击、打响第一枪的团长王铁汉，到率领警察激战三天、展现不屈决心的警务处长黄显声，沈阳人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证明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骨头是硬的，从来就没想过要低头。 咱们再回过头来看那两具被紧紧锁在一起的遗骸，那副铁镣和手铐，无声地诉说着东北抗战到底有多残酷。 那不是我们想象中两军对垒、有明确战线的战争，而是一场在白山黑水之间，长达十四年、敌我力量悬殊到令人绝望的游击战和地下斗争。 东北抗日联军，这支由中国共产党最早创建和领导的抗日武装，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里，在没吃没喝、弹尽粮绝的困境中，硬是牵制了几十万的日伪军。 我们听过杨靖宇将军吞下棉絮和树皮战斗到最后一刻的故事，也知道赵一曼、赵尚志这些烈士的名字。 而“赵一楠”和“张兰”，他们很可能就是这支英雄队伍中的一员，或者是在城市里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 他们的牺牲，让我们看到了敌人手段的凶残，更看到了我们的抗争者所面临的是何等极端的危险。 我觉得，这已经超越了男女之间的情感，升华为一种更宏大的象征：一种信念的拥抱。 在那个国家分崩离析、前途一片漆黑的年代，支撑人们战斗下去的是什么？是对侵略者的恨，更是对未来的期盼，以及对身边同志毫无保留的信任。 这种在绝境里凝结成的革命情谊，比钢铁还要坚硬，敌人把他们锁在一起，让他们走向死亡，这恰恰是敌人对他们这种牢不可破关系的一种变相“承认”。 敌人妄图用这种方式来羞辱他们，结果却无意中铸就了一座永恒的雕塑，向后人展现了革命者在生死考验面前共同的抉择和不渝的忠诚。 这种精神上的纽带，正是东北抗联能够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坚持十四年之久的核心力量。 我们有“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里面陈列着无数的照片和实物，那座著名的残历碑，指针永远停在日军进攻的那一刻，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过去。 我们也有档案馆里首次公开的珍贵史料，一笔一划都记录着沈阳人民不屈的抗争。 这些都是我们铭记历史的重要方式，“赵一楠”和“张兰”遗骸的发现，带来的冲击是无可比拟的。 它不是被安放在展柜里供人凭吊的文物，它是从我们今天生活的土地里“长”出来的历史本身。 它强行中断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让我们再也无法用一种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心态去看待过去。 它在追问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脚下这片看似平静的土地，究竟经历过什么？我们今天所享受的这一切，到底是以怎样的代价换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