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李赤然少将恢复名誉，回南京军区索要工资。空军司令员不满：老家伙平反了还不满足，算什么待遇问题的账？ 1979年的南京军区，李赤然站在空军司令员办公室门口。他回来要东西，具体说是要回被扣掉的十年待遇，还有那些被没收的私人物品。 门里的那位司令员可能觉得，这位老同志有点“不识相”。都给你平反了，恢复了名誉和职务，怎么还盯着那点工资、几件旧东西算得这么清楚？这话传到李赤然耳朵里，像根刺。但他站在那里，腰板挺得跟几十年前在陕北高原时一样直。他心里算的，哪里是一笔简单的经济账。 要理解这一刻的沉重，得往回看很远。时间退到1929年陕北的那个冬夜，年轻的李赤然在油坊地窖里秘密入党，窗外刮着凛冽的“白毛风”。1933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在榆林监狱里，烙铁和辣椒水也没让他吐露半个字。这段经历让他落下终身残疾，但也淬炼出了堪比钢铁的意志。 真正让人看到他品格的，是几次关键的“取舍”。1935年劳山战役，部队缴获了大量战利品，作为师政委的他，只挑走了一副对打仗有用的望远镜。1942年，他执行一项绝密任务，穿越重重封锁，将晋察冀边区支援党中央的300万法币安全运回延安，解决了边区的财政燃眉之急。 1955年授衔，以他红军时期就当过军政委的资深履历，有人觉得评个中将也合理。但当组织找他谈话时，他主动表示不在乎军衔高低，最终欣然接受了少将军衔。他不是不在乎荣誉，而是把革命的事业、集体的需要，看得比个人名利重得多。 正因为这样，后来十年的遭遇才显得格外不公。1969年，他被免职下放，搬到西安。每月只有30元生活费，要养活一家五口。最困难的时候，得用槐树叶掺着玉米面填肚子。那些被他视若生命的勋章、结婚时老上级谢子长送的铜墨盒，都被抄走，成了莫名其妙的“罪证”。物质上的苦还能熬，精神上的屈辱和对革命事业的远离，才最折磨人。 即便如此，他的风骨没丢。自己捉襟见肘，却还惦记着刘志丹的遗孀等老同志，尽力接济。有蒙冤的同志求他帮忙申冤，他从不拒绝。在那些灰暗的年月里，他也收获了至为宝贵的情谊：老战友贺吉祥送来二十斤小米，李志民寄来五十斤全国粮票……这些雪中送炭的恩情，他都一笔一笔记在心里。他不是为了记账，他是想着，总有一天，得把这份深厚的情义还上。 所以，1979年他拿到平反通知后，急匆匆赶回南京军区，执着地“讨要”工资和物品。那位司令员或许不理解，但对李赤然而言，这要的不是钱，是一个彻底的、干干净净的“了断”。他要组织上对他被错误扣除的岁月有一个明确的交代； 他要拿回那些象征着革命历程和战友深情的私人物品，那是他的历史；他更急着用补发的工资，去偿还那些在绝境中向他伸出援手的人情债——战友们也不宽裕，这份债压在心头，比经济负担更沉重。 他是在为自己讨公道，更是在为那段被扭曲的历史，讨一个公正的结算。如果连他这样功勋卓著、蒙受冤屈的老同志，都得不到一个清晰的、物质层面的改正，那“平反”二字的重量难免会打折扣。他的坚持，是一种原则性的较真。 事情后来惊动了上级，在中央军委的过问下，他的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补发了工资，纠正了二十余项错误结论。拿到补发的钱款后，他将其分成了三份：一份偿还旧债，一份捐赠希望工程，一份接济牺牲战友的遗属。 这个举动，为他所有的坚持做了最好的注解。他离休后，住房面积并未完全达到标准，周围环境嘈杂，但他对此看得很淡，曾说：“我不计较待遇问题，要计较这些，我当年就不参加革命喽。” 晚年的李赤然将军，致力于关心下一代和教育事业。2006年将军逝世，享年92岁。回顾这段“讨薪”往事，我们看到的不应只是一个老将军的个人得失，而是一个时代转折的缩影。 它关乎如何公正地对待历史，如何妥善地安放那些受过伤的忠诚。李赤然的“计较”，恰恰体现了他对组织最深的信任——他相信党终究会讲道理、守规矩。而历史最终给出的答案，也没有辜负这份沉甸甸的信任。 （参考信源：《文化子长》官方平台刊载的《【土地革命时期】 李赤然》一文，系统梳理了李赤然将军的革命生平。）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