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再次严正要求日本：立即归还中国！ 中方严正要求日本立即归还的是唐鸿胪井碑（含碑亭），这是被日军非法掠走、现存日本皇宫的中国国宝级文物。 唐鸿胪井碑刻于公元714年，当时唐玄宗派鸿胪卿崔忻前往东北册封渤海国，完成任务回程途中，崔忻在旅顺黄金山下凿井立碑，刻下“敕持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29字。 这简短碑文凝固了大唐与渤海国间的政治联系，是研究唐朝东北边疆治理的珍贵实物。 石碑高约1.8米，宽约3米，厚约2米，原本立于井旁碑亭中，千百年来，它见证了中国东北的历史变迁，从渤海国到辽金元明清，朝代更迭，石碑依旧。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获得旅顺控制权，三年后的1908年，日本海军中将富冈定恭下令将整块石碑及碑亭拆卸，以“战利品”名义运往日本，这一行为在当时就引发了争议，但在殖民主义盛行的年代，中国无力阻止文物外流。 石碑最初被安置在东京靖国神社，后转移至皇居内的建安府前院，从此，这块承载着中国历史的石碑，在日本皇宫深处默默度过了百余年。 中国对唐鸿胪井碑的追索工作可追溯至1950年代，但真正系统化的努力始于1990年代，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文物保护意识的提高，唐鸿胪井碑的回归问题被提上议程。 2001年，中国民间成立了“中华唐鸿胪井碑研究会”，系统收集证据，推动石碑回归，研究人员发现，日本宫内厅在1953年曾承认石碑“来自中国旅顺”，这为法律追索提供了重要依据。 近年来，中国官方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出唐鸿胪井碑的归还要求，中国学者指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1970年）精神，日本有义务归还战时掠夺的文物。 唐鸿胪井碑并非孤例，全球范围内，殖民时期和战争期间流失文物的归还问题日益受到关注。 希腊持续向英国追索帕特农神庙石雕，埃及追讨罗塞塔石碑，韩国成功从日本追回北关大捷碑...这些案例为唐鸿胪井碑的回归提供了参照。 不同的是，唐鸿胪井碑现存于日本皇居，涉及日本皇室，使得问题更加敏感复杂，日本宫内厅对皇居内文物信息严格保密，进一步增加了沟通难度。 唐鸿胪井碑的价值远不止于一块石头，它是7-8世纪东亚国际关系的实物见证，反映了唐朝与周边民族的交往模式，学者指出，石碑的碑文风格、雕刻技法都具有典型的盛唐特征，是不可多得的唐代石刻艺术精品。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石碑的命运折射了近代东亚历史的曲折，它的流失是殖民掠夺的产物，而它的回归可能成为东亚历史和解的象征。 唐鸿胪井碑的回归之路注定不会平坦，法律上，需要明确国际法的适用性，外交上，需要平衡双边关系，民间层面，则需要持续的文化交流和舆论推动。 一些专家建议采取“分步走”策略：首先推动日方承认石碑的中国属性，然后寻求学术交流和研究合作，最后实现物理回归，也有观点认为，可以借鉴其他国家成功案例，通过联合展览、数字共享等中间形式逐步推进。 唐鸿胪井碑的归属问题，表面上看是一件文物的回家之路，实则折射出东亚地区如何处理共同历史记忆的深层命题，这块沉默的石碑，仿佛一面镜子，照见中日两国对待历史的不同态度。 从国际法理上讲，日本应当归还唐鸿胪井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公约虽无强制追溯力，但其确立的原则已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文化财产应予归还。 日本在二战结束后归还了部分掠夺文物，但过程并不彻底，唐鸿胪井碑的特殊性在于它存放于皇居，这使得问题超越了普通的文化财产争议，触及了日本如何看待其帝国历史的核心。 文物追索从来不只是法律问题，更是政治和文化问题，德国通过系统归还纳粹掠夺艺术品，赢得了国际尊重，法国和英国在殖民文物归还问题上则显得犹豫不决，常被诟病，日本的选择，将影响其在亚洲的文化形象和历史定位。 值得注意的是，文物归还可能成为东亚历史和解的突破口，当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研究渤海国历史时，唐鸿胪井碑的缺席总是令人遗憾。 如果日本主动归还石碑，不仅能改善与邻国关系，也能展示其对待历史的诚意，这比任何口头道歉都更有力量。 然而，我们也应警惕民族主义情绪对文物回归运动的裹挟，文物本质上属于全人类文明，唐鸿胪井碑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是“中国的”，更在于它是“历史的”。 在推动文物回归的同时，我们更应关注如何保护和研究这些文化遗产，让它们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不同文明之间的桥梁。 从长远看，东亚需要建立自己的文化遗产合作机制，可以借鉴欧洲“文化遗产归还委员会”的模式，设立区域性的对话平台，处理包括唐鸿胪井碑在内的文物争议。 这不仅能解决具体问题，还能促进区域内的历史对话和相互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