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权制度最致命的痼疾，不是技术落后，而是将整个社会拖入“谁强抢谁赢”的丛林规则。在这里，产权无保障，契约可撕毁，法律看人下菜——你越勤劳致富，越可能成为被掠夺的目标。 河北沧州的盐商王启年，就是这规则下活生生的牺牲品。乾隆二十三年，他靠着祖辈传下的晒盐技艺，又搭着漕运的便利，把自家盐铺开到了天津、济南，家底攒下了三万两白银。他从不偷税漏税，逢年过节还主动给地方官送礼，以为守规矩就能换来安稳。 可那年秋天，新任盐铁御史到任，一句话就定了他“囤积居奇”的罪。官兵破门而入时，王启年正带着儿子核对账本，刚算好的半年盈利还摊在桌上，转眼就被当作“赃款”没收。他想拿官府颁发的盐业经营执照说理，却被差役一脚踹在地上：“执照是朝廷给的，朝廷要收回去，你敢不依？” 王启年的遭遇不是个例。整个皇权时代，“富可敌国”从来不是荣耀，而是催命符。明朝万历年间，江南织造沈万三，靠着疏通运河做国际贸易发家，富到能拿出巨资帮朱元璋修南京城墙。 可城墙刚修完一半，朱元璋就动了杀心——你能轻松拿出百万两白银，是不是也能轻易招兵买马？一道圣旨下来，沈家被抄家，沈万三流放云南，一辈子的心血连带着家人的安稳，全毁在“太有钱”这三个字上。 为啥会这样？核心就是皇权没有任何制约。皇帝自称“天子”，整个天下都是他的私产，所谓“法律”不过是维护统治的工具，从来不是保护普通人的屏障。你和官府签的契约，只要触碰到皇权或官僚集团的利益，随时能被一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撕得粉碎。 山西票号“日升昌”曾在道光年间和朝廷签订过银两汇兑协议，约定三年期满结算利息。 可两年后，朝廷要镇压叛乱，急需军饷，直接下令冻结票号资产，不仅利息不给，连本金都被强行“借”走，还美其名曰“为国分忧”。票号掌柜跑到京城说理，却连户部的大门都进不去，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苦心经营的字号倒闭。 这种丛林规则，慢慢扭曲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人们不再相信“勤劳致富”，反而信奉“有权有势走遍天下”。明朝中后期，江南的读书人宁愿寒窗十年考科举，也不愿跟着父辈经商——经商赚的钱随时可能被抢走，可考上功名当了官，反而能靠着权力去掠夺别人。 有史料记载，万历年间的进士李三才，外放凤阳知府后，不到三年就通过兼并土地、索要孝敬，积累了远超当地富商的财富。而那些原本想靠手艺谋生的工匠，也纷纷放弃技艺，要么去官府当差，要么投靠权贵做家奴，毕竟“跟着当官的，总比被当官的抢好”。 更可怕的是，这种规则会形成恶性循环。当勤劳致富的人不断被掠夺，整个社会就失去了创造财富的动力。清朝嘉庆年间，全国的商帮都在收缩业务，晋商不再扩大票号，徽商放弃了茶叶贸易，大家宁愿把钱埋在地下，也不愿拿来投资经营。 民间手工业更是停滞不前，因为没人敢花钱改进技术——你花银子造了新的织布机，产量提高了，利润丰厚了，很快就会被官府盯上，要么被强行征用，要么被安个“妖术惑众”的罪名。 皇权制度下的丛林规则，本质上是用权力摧毁了社会的信任根基。没有对产权的保护，谁也不愿积累财富；没有对契约的尊重，谁也不愿合作共赢；没有公平的法律，谁都想依附权力。 这种状态下，社会只能在“掠夺—贫穷—再掠夺”的怪圈里打转，就算有再好的技术，再勤劳的百姓，也撑不起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 直到近代，随着民主法治思想的传入，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是“谁强谁赢”的丛林，而该是“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的共同体。 产权受保护，契约被尊重，法律不偏袒，这样才能让勤劳者有回报，让创造者有动力。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