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太原，杨某一大早就赶往女友李某家中，和对方发生了男女关系。后来杨某身体不适，意识逐渐模糊，李某却没有拨打120，而是叫来了朋友宋某，宋某劝她还是拨打120好，不过李某拨打后又回电说不用了，转而又喊了另外三个朋友来，五个人一起把杨某送到了他的家中。离开时，李某并未告知杨某的四个子女相关情况，直到四天后，杨某的儿子上门看望时，才发现父亲躺在床上离世。最后，杨某的子女直接起诉李某和另外四个人，要求赔偿31万余元。 山西这起案子，女友李某是彻底慌了神！眼看着男友杨某在自己家里出事，她不但没第一时间送医院，反而叫了五个人把人抬回家扔那儿就跑了。四天后杨某的儿子发现父亲躺床上已经没了呼吸，直接把李某和另外四个人告上法庭，索赔31万！不过，这事儿最后的判决可没家属想的那么简单，法院只判了5万块精神损失费。 这其中的法律门道，我们得细细捋一捋。 事情回溯到2023年5月7日上午，中年男子杨某接到了女友李某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李某关切地说道：“快点过来吃早饭，我已经做好了，都是你喜欢吃的。” 杨某听完心里乐开了花，觉得这把年纪还能遇上如此知冷知热的人，属实不易，必须得倍加珍惜。他二话不说，穿戴整齐打车直奔李某住的小区，手里还提着专门给女友买的零食。 两人刚一照面，连桌上的美食都顾不上享用，便急不可耐地相拥在一起，正所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随后，二人发生了亲密关系。 这种事在热恋期本无可厚非，奈何杨某岁月不饶人，事毕之后身体突然亮起红灯，意识开始变得模糊。他强撑着对李某说：“我躺一会儿，有点不舒服，你自己吃早饭吧，别等我了。” 见男友说完话便沉沉昏睡过去，李某顿时六神无主。她第一反应并非拨打急救电话，而是生怕担责，于是火急火燎地把闺蜜宋某喊来拿主意，生怕杨某真有个三长两短，没法向对方的四个孩子交代。 宋某到场一瞧，也怕惹祸上身，当即劝道：“你还是拨打120吧，这样踏实一些。” 李某虽然照做了，但随后见杨某似乎清醒了些，竟又鬼使神差地回电话取消了急救，理由是人已经好差不多了。说穿了，她还是怕救护车动静太大，街坊邻居传闲话。 两人一合计，觉得让个病号躺在这儿是个雷，索性把他送回自己家，真要有个意外也赖不到自己头上。奈何两个弱女子力气不够，李某又摇了三个平时要好的朋友来“搭把手”。 就这样，五个人合力将杨某背下楼塞进车里，一路送回他自家寓所。见人当时还有呼吸，脸色也稍有好转，几个人便把灯一关、门一锁，作鸟兽散。 最要命的是，李某离开时压根没知会杨某的四个子女一声“你爸身体不舒服”。她怕什么？怕惹一身骚，怕这把年纪谈恋爱出事被晚辈戳脊梁骨，怕丢人现眼。 这一瞒就是四天。 直到杨某的儿子上门探望，敲门无人应答，推门而入后才惊觉父亲僵卧在床，早已离世。 得知父亲生前去过李某家，家属悲愤交加并选择了报警。调查结果显示李某虽无主观害人之心，但杨某确实是在被送回后死亡。家属随后一纸诉状将李某及另外四人告上公堂，索赔31万余元。 被告方则觉得冤枉：大家都是成年人，自己有病不注意，凭什么赖我们？ 法院怎么判？核心在于证据链。 杨某家属必须证明父亲的死与这五人有直接因果关系。然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家属无法拿出确凿证据证明这五人的行为直接导致了杨某死亡。因此，那31万的巨额赔偿诉求，包括丧葬费、交通费等，法院因证据不足一律驳回。 然而，法理之外亦有人情。杨某毕竟是在李某家发病，又被众人送回后“遗弃”致死，这种隐瞒不报的行为客观上给子女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明确：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最终，法院作出裁决：李某需赔偿杨某子女精神损失费4万元，其余四名帮手共同赔偿1万元。 这判决可谓用心良苦。法院的意思很明确：杨某自身有基础病不注意，风险自担，不能全赖别人。但李某等人虽然出于好心送人，却在道义上存在重大瑕疵，不通知家属导致悲剧被掩盖，理应受罚。 说句公道话，若全判赔31万，以后谁还敢伸援手？但若一分不赔，对逝者家属又太过残忍。这5万元，恰是法律在是非与冷暖间找到的平衡。 信息来源：南方都市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