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之女白先明：赴美留学后患上精神病，病逝前不停喊妈妈 白家是个大家族，白崇禧夫妇一共养育了10个儿女。父亲常年在外征战，偶尔打电话回来，问的第一句话永远是：“最近谁考了第一名？” 在这个逻辑里，优秀是生存的筹码，平庸就是一种过错。 白先明，偏偏就是那个“普通”的孩子。 她既没有姐姐们惊艳的美貌，也没有弟弟白先勇那种随便一考就是第一名的天才脑瓜。但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白先勇回忆过很多童年的细节。小时候，他俩关系最好。白先明喜欢拉着弟弟去鸡窝里掏鸡蛋，刚下的蛋，热乎乎的，她敲个小孔，自己舍不得吃，递给弟弟喝。其实生鸡蛋腥得很，并不好喝，但那是姐姐能给他的最好的东西。 可善良在成绩单面前，一文不值。 她在学校非常努力，可成绩就是上不去。在香港念书时，她甚至收到了留级通知书。那天晚上，通知书被她的眼泪泡得皱皱巴巴。白先勇在隔壁房间，整晚都能听到三姐压抑的、不敢出声的啜泣。 那种“我已经尽力了，可我还是不行”的绝望，对于一个青春期的敏感女孩来说，比天塌了还可怕。 1951年，为了所谓的“前途”，17岁的白先明被送往美国留学。 但他忘了，白先明不是那两个强悍的姐姐。 到了美国，语言不通，文化隔阂，加上本身学习底子就薄，白先明彻底崩了。 美国的冬天特别冷，暴风雪漫天。白先明觉得那雪就像下在了自己心里，把最后一点希望都冻死了。 她开始逃学，躲在屋子里不出门，最后干脆破罐子破摔。她开始出现幻听，总觉得有人在耳边说话，有人在骂她。恐惧像潮水一样淹没了她，直到精神彻底分裂。 当姐姐们发现不对劲时，她已经病得很重了。 精神分裂症。这个诊断书，像判决书一样摆在了白崇禧夫妇面前。 回到台湾后，白先明住进过精神病院。 那里关着各种各样的疯子，有的跳舞，有的尖叫。白先勇去探望时，被那种恐怖的氛围吓到了。他看着姐姐呆滞的脸，心里明白：三姐，再也回不来了。 医生说，这种病很难彻底治愈，只要不恶化就是万幸。 把女儿接回家后，白家上下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悔意。马佩璋看着疯疯癫癫的女儿，一夜之间老了好多。她对丈夫说：“小时候，是我把她疏忽了。这个孩子，心里苦啊，事儿都记在心里呢。” 迟来的深情，往往比草都轻。 但对于白家来说，这是他们唯一能做的赎罪。 从此，白先明成了家里的“特权阶级”。 她不再需要考试，不再需要维持身材，不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她想吃就吃，想睡就睡。夏天热了，她当着众人的面就把裙子撩起来乘凉，急得保姆罗婆婆大喊：“三姑娘，大腿露出来啦！” 她却咯咯地笑，像个没心没肺的三岁孩子。 某种意义上，疯了的白先明，反而获得了她清醒时梦寐以求的自由。她不用再在那条名为“优秀”的赛道上疲命奔跑了。 父母去世后，兄弟姐妹们接过担子继续养着她。大家对她极尽包容，只要她开心就好。 哪怕神智不清，她依然保留着骨子里的爱。 有天深夜，她突然去厨房煮了两碗糖水蛋，端给已经成年的白先勇：“老五，给，这碗给你吃。”白先勇看着那碗蛋，眼眶瞬间红了。即使脑子坏了，她潜意识里依然记得，这是弟弟最爱吃的东西（其实是她以为弟弟爱吃）。 她甚至还会拿着零花钱去商场逛一下午，什么都不买，就是在那看热闹。这看看，那瞅瞅，只要看着人来人往，她就觉得快乐。 这是一个被困在时间裂缝里的灵魂，天真、残缺，却又让人无比心疼。 这样的日子，维持到了1982年。 49岁的白先明患上了一种罕见的肝炎。躺在病床上，她依然像个孩子一样，开心地拆着亲戚们送来的礼物，笑得烂漫天真。她并不知道死神已经站在了床头。 临终前，她陷入了昏迷。 守在床边的大嫂和六弟，突然听见她嘴里开始喃喃自语。她不停地喊着一个词： “妈妈……妈妈……” 那一刻，所有人都泪崩了。 要知道，她的母亲马佩璋早在1962年就去世了，已经走了整整20年。平时白先明从来不提母亲，仿佛忘了这个人。 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意识即将消散的边缘，她本能地在呼唤那个带她来到这个世界的人。 她迷迷糊糊地说：“路太远……好冷……” 心理学上有种说法，人在临死前会退行到婴儿状态。对于白先明来说，这一生太辛苦了，太孤独了。哪怕疯了，那种深植灵魂深处的不安全感依然伴随着她。 她喊妈妈，是在找回家的路。 她这一辈子，也就是个想讨妈妈欢心、想被看见、想被爱的小女孩啊。 白先明走了。 就在几年后，她的二姐白先慧顶着巨大的压力，辗转回到大陆，替父亲回桂林老家看了看。 在桂林，白先慧受到了热情的接待，甚至连宾馆服务员都知道她是白崇禧的女儿，免了她的单。她在机场带走了一袋家乡的泥土，那是父亲一生的牵挂。 相比于二姐能替父还愿的“清醒与圆满”，三妹白先明的命运显得格外苍凉。 她没能等到两岸破冰的那一天，也没能看一眼父亲魂牵梦绕的桂林山水。她的一生，被困在了那个必须优秀的家族阴影里，困在了那场该死的精神分裂症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