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两弹一星”勋章获得者赵九章，在宿舍中吞下几十粒安眠药，静静的躺在床上离去了，在中国卫星的功臣名单中，他排在第一位，比钱学森排名更高！ 1907年，那时候的中国，风雨飘摇，赵九章出生在河南开封。他这人，打小就是个“异类”。别的孩子还在玩泥巴，他就在琢磨天上的事儿。后来考进了清华物理系，那可是当年全国最顶尖的脑袋扎堆的地方。在录取榜单上，他的成绩排在第四名。 大家都知道清华物理系有多难混，那是神仙打架的地方。可赵九章硬是凭着一股子韧劲，成了叶企孙先生眼里的“千里马”。 要是光会读书，那也就是个书呆子。赵九章身上最让我佩服的，是那股子“知耻而后勇”的血性。 1935年，他去了德国柏林大学留学。那时候的欧洲，也是乱得一塌糊涂，但科学技术确实比咱们强。赵九章在那儿学气象，学动力学，但他那一颗心，早就飞回了正遭受战火蹂躏的祖国。博士毕业那年，由于成绩太优异，德国方面想留他，待遇优厚。可他呢？二话不说，收拾铺盖卷就回了国。他说：“中国穷，中国弱，所以才更需要我。” 回国后赶上抗战，日子苦得现在人根本想象不到。 在西南联大那时候，赵九章一家子的家当，就是一个独轮小推车。日本人的飞机在头顶上嗡嗡乱叫，他推着车，车上是简陋的仪器和书籍。为了省钱搞科研，孩子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还是他媳妇儿实在看不下去了，把几双破旧的线袜子剪开，缝缝补补，才给孩子凑了一件“百家衣”。 哪怕是后来到了重庆，当了气象所所长，他依然是个“穷官”。学生们看他太辛苦，偶尔凑钱请他吃顿红烧鱼，那就成了他生活中难得的“奢侈品”。他常跟学生们开玩笑说这是“补脑菜”。 1949年，蒋介石要把中央研究院的科学家们打包运到台湾去。机票都送到了手边，赵九章却给那边打了个长途电话，理由找得特别“蹩脚”：“身体不好，搬不动家了，不走了。” 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1957年，苏联把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了天。毛主席那是何等人物，大手一挥：“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这任务，就落在了赵九章肩上。 当时的中国要搞卫星，那真是“叫花子想吃满汉全席”——底子太薄了。国家派赵九章带队去苏联“取经”。结果呢？苏联老大哥虽然面上客气，但核心技术那是捂得严严实实。带他们看卫星，只准看外壳，里面的构造一律保密。 这种“防贼”一样的态度，把赵九章给刺痛了。回到住处，他把帽子一摔，对随行的人说：“求人不如求己！咱们自己干！”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中国卫星的“自力更生”之路正式开启。 赵九章提出了著名的“581工程”计划。他这人务实，知道一口吃不成胖子，制定了“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战略。先搞探空火箭，再搞小卫星，最后搞大卫星。这套路子，直到今天咱们还在用。 为了这颗卫星，赵九章那是真拼命。他那时候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有高血压，还经常头晕。但他每天就在实验室里泡着，盯着每一个数据，每一个零件。那时候没有计算机，所有的数据都是靠算盘和计算尺一点点算出来的。 眼看着卫星的雏形就要出来了，谁能想到，一场席卷全国的风暴来了。 1966年，那个特殊的年代开始了。赵九章因为早年留学德国，又在国民党时期的机构任过职，再加上他有个叫戴季陶的亲戚，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全成了他的“罪证”。 他从一个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动学术权威”。 那段日子，对赵九章来说，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白天要接受批斗，挂牌子、坐“喷气式”，受尽了羞辱；晚上还要拖着疲惫的身体写检讨。最让他痛苦的，不是皮肉之苦，而是他没法再搞科研了。 他心里只有那颗还没上天的卫星啊！ 有一次，他在路上碰到了自己当年的老友、此时已是外交部长的乔冠华。他想打个招呼，想问问能不能帮帮自己，哪怕是让自己回去工作也行。可他犹豫了，他怕连累朋友。那种想开口又不敢开口的绝望，咱们外人根本体会不到。 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姚桐斌的死。 姚桐斌是咱们国家的“航天材料之父”。1968年，姚桐斌在家里被一群闯进来的人活活打死。 赵九章想不通，为什么？ 1968年10月26日，距离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只剩下不到一年半的时间。 那天晚上，赵九章像往常一样，把家里的桌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他只是拿出了平时积攒下来的几十粒安眠药，一把吞了下去。 他就那么静静地躺在床上，走了。终年61岁。 他死后，居然连个像样的骨灰盒都没留下。直到十几天后，周总理知道了这事儿，那是痛心疾首，眼泪都下来了。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终于上天了。 后来，在给赵九章补办的骨灰安放仪式上，盒子里装的不是骨灰，而是他生前用过的一副眼镜和一支钢笔。这场景，看哭了多少铁骨铮铮的汉子。 直到1999年，国家追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大家才重新认识了这位老人的分量。在中国卫星的功臣名单里，他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