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流浪汉因无暂住证被送进收容所，填写籍贯时警察瞬间呆住：“您就是大名鼎鼎的杞县王耀军吗？” 北京收容所里，一次例行的身份登记，却因为一个名字的出现而打破了平静。面对眼前这位衣衫褴褛、满身尘土的流浪汉，负责登记的民警起初并未在意。 直到那人用满是老茧的手，在籍贯栏歪歪扭扭却极具风骨地写下“河南杞县”四个字，民警随口追问姓名。 当“王耀军”三个字从那人口中吐出时，民警握笔的手猛地顿住，眼神瞬间凝固。 他难以置信地盯着眼前这个手上结满厚厚石灰茧的中年男人，脑海中模糊的记忆与眼前落魄的形象重叠，试探着问道：“您……就是那个在墙上写诗的王耀军？” 这并非一次简单的偶遇，而是一段沉重往事的冰山一角。 这位被坊间传颂为“墙上诗人”的男子，其半生经历的跌宕曲折，远比杜撰的小说更令人唏嘘。 时光回溯至上世纪60年代，眼前这位流浪汉，竟是1962年杞县中学公认的顶尖才子。那时，他的作文是语文老师心头的“白月光”，常被当作范文张贴供全校观摩。 然而，命运弄人，高考前夕，父亲突然病重咯血不止。在孝道与前程的十字路口，王耀军毅然选择了前者，放弃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父亲下葬那日，苍天垂泪，他掏出承载着大学梦的准考证，亲手撕得粉碎，埋进黄土。那一刻，那个本该激扬文字的读书人“死”了，一个流浪的苦行僧由此诞生。 他走遍许昌、登封、濮阳、菏泽，乃至北京，一路走一路写。 没有名贵的宣纸湖笔，他就用石灰浆和树枝，在砖窑、粮站、围墙等任何空白处留下诗句。 1996年，河南新乡一家农机厂厂长让他把枯燥的广告语改成七律。 他蹲在墙前写了一下午，收笔时，围观的工人都安静了。厂长看得呆了，当场拿出五十块钱作为润笔费。在那个年代，这绝非小数目。 可王耀军连眼皮都没抬，更未伸手去接，只是淡淡地瞥了一眼厂长的脚下，平静地说道：“您鞋底破了，留着修鞋吧。” 这股刻在骨子里的清高与傲气，让人既佩服又心疼。 王耀军的物质生活清贫到了极点。寒冬腊月，他睡过砖窑，也在桥洞凑合过夜，衣服补丁摞补丁。 可就是这样一个连温饱都难顾全的人，却雷打不动地每月往杞县高中跑一趟。他总是塞给门卫老周一把皱皱巴巴的零钱，托他转给一名贫困学生。他从不多做解释，放下钱便转身消失。 后来，那学生考上了大学，在车站找到他，他却只掏出仅有的五块钱：“买支好钢笔，别用塑料杆的。” 自己吃不饱穿不暖，心里却惦记着别人家孩子的笔好不好用，这份悲天悯人的胸怀，非一般凡夫俗子所能具备。 那次新乡题字后，“王体书法”的名号在豫东一带不胫而走。 懂行的人评价他的字笔走龙蛇，颇有章草韵味。 但无论如何归类，人们都记住了字里行间那股绝不向世俗低头的书卷气。农机厂那面墙，后来竟成了当地人争相拍照的地标。可对于王耀军而言，虚名皆如过眼云烟。 1995年，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他特意回到杞县。他用攒下的钱买了一张吉鸿昌将军的画像挂在街头，并提笔题字。 路人不解，问一个流浪汉图什么，他挺直脊背，只答一句：“做人不能忘了本，不能忘了先烈。” 2005年凛冬，开封一家粮油店门外，他应老板之邀写下“生意兴隆”，意犹未尽又添上“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 当晚寒流突至，无处栖身的他裹着薄衣靠在墙边睡了一夜。次日清晨，老板推门时震惊地发现他几乎被冻僵，那只冻得发紫的手里，依然紧紧攥着半截粉笔头。 这一幕，如同定格的黑白胶片，成了无数老开封人心中无法抹去的酸楚记忆。 2012年，漂泊半生的王耀军叶落归根，住进了乡邻腾出的老屋。身体尚硬朗时，他仍在山墙上挥毫泼墨；病重卧床、拿不动笔时，便口述诗句恳请乡邻记录。 他安详离世后，人们在他屋里只找到几本破书和几根干枯的树枝笔。 前不久，杞县一户人家翻新老屋，铲墙时露出几道灰白色字迹。 “这是王耀军的字！”一位老乡邻惊呼。户主立刻决定保留那面残墙。消息传开，不少人专程赶来瞻仰真迹。 年轻一代正是通过这些残存字迹，拼凑出他的传奇。有人细心整理诗句成册，在村里新建的文化墙上重新描摹。 如今，豫东平原的风依旧吹过田野，拂过新的瓷砖墙与旧的红砖墙。 王耀军虽已化作尘土，但他藏在字迹里的坚韧风骨与人性温度，依然留存于这片土地。 旧墙终会老去坍塌，但属于王耀军的故事，以及他那身在沟渠却心向明月的精神，将永远不会被时光洪流抹去。 主要信源：（林东林著. 人山人海[M].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9.03.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