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地下党员汪戈被捕，中统正要用刑，李茂堂却推门进来，先对汪戈使了一个眼色，接着对特务说：人我来审。李茂堂是中统陕西调查室主任，地位不低。他对特务说出的话，还是很有份量的。 这一幕发生的时候，西安城里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中统的审讯室阴冷潮湿，墙上挂着刑具，地上散落着带血的鞭子。汪戈被绑在椅子上，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淌，眼神却一直盯着门口。他认识李茂堂，也知道这个人的身份——表面上他是国民党中统的高级官员，实际上却是中共安插在敌人心脏里的潜伏者。可此刻，汪戈不知道李茂堂是来救他的，还是来补上一刀的。 李茂堂走进来，脚步不快不慢，脸上没什么表情。他先扫了一眼桌上的刑具，又看了看押着汪戈的两个特务，然后走到汪戈面前，压低声音说了句：“别慌，配合我。”说完，他转向特务们，语气变得严肃：“这个人交给我，你们去忙别的。”特务们互相看了一眼，没敢反驳。李茂堂的资历摆在那里，他跟着中统头目徐恩曾多年，破过不少共产党的案子，在陕西地界说一不二。 审讯开始了。李茂堂坐在桌子后面，手指轻轻敲着桌面，问的问题看似尖锐，实则避开了要害。他问汪戈：“你是怎么混进学校的？”“谁介绍你来的？”“平时和什么人来往？”这些问题都是表面文章，汪戈心里清楚，他按照事先约定的暗号，用隐晦的词句回答，既不暴露组织，又让李茂堂能向中统交差。比如当被问到“同伙”时，他故意说出一个已经牺牲的同志的名字，还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日常交往，把特务的注意力引到别处。 审讯间隙，李茂堂借故离开房间，让汪戈喝口水。他端着茶杯走过去，借着递杯子的机会，用只有两人能听见的声音说：“组织已经知道你的情况，会想办法营救。这两天别硬抗，保住命最重要。”汪戈的手微微发抖，他没想到组织这么快就得到消息，更没想到李茂堂会冒险来救他。他抬头看着李茂堂，对方眼里没有犹豫，只有坚定。 其实，李茂堂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他潜伏在国民党内部多年，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这次汪戈被捕，他知道如果自己不出面，汪戈很可能熬不过中统的酷刑。可一旦他插手，就等于把自己暴露在风险里。 万一特务们察觉出异样，不仅救不了汪戈，连他自己也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但他还是来了，因为他记得自己加入共产党时的誓言，记得那些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友，更记得自己作为潜伏者的使命——保护同志，为革命保存力量。 李茂堂的“审讯”持续了三天。这三天里，他每天都会找不同的理由拖延时间，一会儿说需要查更多资料，一会儿说要向上级汇报。特务们被他绕得晕头转向，根本没注意到审讯的方向完全偏离了正轨。到了第四天，组织安排的营救人员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原来汪戈被捕的消息泄露后，地下党组织立刻联系了一位和中统高层有私交的商人，花了重金买通了看守，准备趁夜劫狱。 那天深夜，西安城飘着细雨。李茂堂借口“向上级请示”，离开了中统大楼。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绕到城南的一座老茶馆，那里是党的联络点。茶馆老板看见他，赶紧把他拉进里屋，低声说：“一切都准备好了，今晚就能动手。”李茂堂点了点头，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条交给老板：“把这个带给劫狱的人，告诉他们，一定要注意汪戈的安全。”老板接过纸条，刚要走，又被李茂堂叫住：“等等，我再给他们说说里面的地形。” 劫狱的过程比预想的顺利。守卫因为李茂堂之前的拖延放松了警惕，加上商人暗中打点，看守们在半睡半醒中被制服。汪戈被救出来时，身上还带着刑具的伤痕，但他咬着牙没哼一声。他拉着李茂堂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李茂堂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没事就好，回去好好养伤。”说完，他又恢复了平时的样子，叮嘱汪戈：“记住，出去以后别说见过我。” 这件事之后，李茂堂在国民党内部的处境变得更微妙了。特务们虽然没发现异常，但对他的警惕心更强了。可他不在乎，他知道自己的使命还没完成。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李茂堂的身份才正式公开。人们才知道，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有这样一位潜伏者在敌人的心脏里默默战斗，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保护了无数同志的生命。 有人说，李茂堂的举动是冒险，可在他看来，这是责任。潜伏的日子不好过，每天都在刀尖上走路，可只要能看到同志们平安，能看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所有的风险都值得。他和汪戈的故事，只是无数地下工作者经历的一个缩影。他们没有在前线冲锋陷阵，却在看不见的地方，用生命守护着信仰的光芒。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