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王震看到“向多本”名字后的职务栏里仍写着“班长”时，忍不住拍桌子：“向多本干革命十几年，怎么还是个班长？” 1935年，47岁的向多本参加红军。 这个年纪在队伍里早已不算年轻，许多同龄汉子都已在家含饴弄孙，他却背着简单行囊，跟着红二军团踏上了未知的征途。出生于湖南石门贫困山村的向多本，前半生尝尽人间苦：七岁挑柴、九岁背米，十五岁遭遇家破人亡，常年靠挑夫、盐贩等苦力活谋生，四十多岁仍孤身一人。 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像一束光照进他灰暗的生活，亲眼见穷人分到粮食的场景，让他下定决心跟着这支为穷人办事的队伍走到底。 初入部队，有人劝他年纪大回家安度晚年，他却死活不肯。王震见他体力扎实，便安排到炊事班，可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似普通的后勤岗位，他一干就是几十年。 长征路上，他挑着四十到八十斤的石磨赶路，山高路险从不掉队，率先蹚过冰冷河水只为保护石磨不沾水，自己却浑身湿透冻得发抖。 过草地时粮食断绝，他负重更多却从不争抢食物，多次饿晕过去，靠着战友的汤汁和王震特批的马肉汤才捡回性命。这份拼劲，让王震记在了心里，也让战友们打心底敬佩。 1937年入党后，向多本被任命为炊事班班长，这个“班长”头衔，竟成了他此后二十多年不变的职务。不是没有提拔机会，而是每次组织找他谈话，他都摆摆手拒绝。 抗日战争时期，他随三五九旅在山西抗日，左臂被日军子弹击穿导致残疾，手指僵硬到无法正常活动，伤未痊愈就重返岗位操持后勤；南泥湾开荒运动中，他抡着九斤重的锄头昼夜劳作，被评为劳动模范，双手磨出的茧子厚得能当“铠甲”。这样的功绩，足够让他数次晋升，可他总说“文化水平低，管不好大队伍，带着几个兵踏实”。 解放战争中，他跟着西北野战军转战陕北，沙家店、宜川等战役里，虽没冲在前线杀敌，却把后勤保障做得滴水不漏。战士们吃饱穿暖的背后，是他起早贪黑筹粮做饭、缝补衣物的身影。 就连王震的孩子，都曾在他负责的子弟学校里得到悉心照料。部队南下时，三伏天里赤脚跋涉六百多公里，草鞋磨烂、双脚溃烂流脓，许多年轻人都扛不住倒下，七十多岁的他却靠着毅力坚持到底，事后只轻描淡写说“自己命硬”。 解放后随部队进驻新疆，他继续扎根后勤岗位，屯垦戍边、修渠种地，风沙再大也抢着盖好米袋，眉毛头发沾满沙尘也毫不在意。组织上几次酝酿提拔，提议让他当副营长、炊事科长，甚至只是副排长，都被他一一推辞。 他坦言自己认字不多，怕当官误事，“还是烧饭、带几个人干活实在”。可谁都清楚，这个“老班长”管的事，比许多干部都多：战士们的衣食住行、训练中的后勤补给，甚至思想情绪，他都照料得妥妥帖帖，大家都愿意听他的话。 王震的愤怒，源于对老部下的深知与心疼。他太清楚，向多本的“不升职”，从来不是能力不够，而是把功劳都悄悄藏在了身后。 这位老兵胸前藏着十二枚勋章，长征纪念章、抗战纪念章、解放勋章样样俱全，却从不轻易示人，只用破布袋小心翼翼装着，说“挂出来容易掉，不值一提”。 在那个看重资历和战功的年代，他的贡献早已远超“班长”一职的分量——后勤是部队的生命线，没有他这样踏实肯干的“大后方”，战士们哪能安心冲锋陷阵？ 1951年，王震见63岁的向多本仍孤身一人，特意介绍子弟学校的缝纫员陈玉华与他成婚，简单的婚礼只有一桌饭、三瓶酒，却让向多本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 两年后儿女相继出生，他给女儿取名向红，把对革命的赤诚刻进了家人的名字里。即便有了家庭，他的作风依旧没变，七十七岁还在扛锅劈柴挑水，从不因年纪大请假偷懒。 1954年那次拍桌后，王震当即交代组织部门重新安排岗位，向多本最终被任命为副连长，可他依旧和战士们同甘共苦，吃饭先让战士们打，训练照样冲在前面，大家都说“老向哪里像副连长，还是那个贴心的老班长”。 1966年，78岁的向多本退休返回湖南石门老家，没有居功自傲，反而主动承担起扫街、种菜的活儿，闲暇时读《毛主席选集》，给子女讲长征故事。 直到116岁去世，他始终保持着革命时期的朴素本色。有人问他一辈子只当班长后悔吗，他摇头说：“干革命不是为了当官，能为队伍多做一点事，就心满意足了。” 这份纯粹的初心，在当下显得尤为珍贵。多少人追名逐利，把职务高低当作成功的唯一标准，却忘了最初出发的意义。向多本用二十年班长生涯证明，真正的贡献从不需要头衔加持，忠诚踏实的付出，比任何官职都更有分量。 王震的拍桌大怒，怒的是人才被埋没，疼的是功臣受委屈，更是对这种“不计名利、默默奉献”精神的珍视。正是无数个像向多本这样的普通人，用平凡岗位上的坚守，撑起了革命的胜利与国家的建设。他们不在乎职务高低，只在乎能不能多做一点事，这份赤诚，正是我们最该传承的精神财富。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