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野战军中，张际春的地位仅次于刘邓，为什么授衔的时候他没有军衔？ 一九五五年全军授衔那阵子，二野出来的老兵翻名单，心里总会蹦出一个名字。 打仗时，这个人在队伍里说话不多，站位却总往后退半步，别人给他排的位置，是“刘邓后面那一个”。名单一亮相，刘伯承有了军衔，邓小平有了军衔，这个被叫惯“张副政委”的张际春，肩膀干干净净。 只有少数人知道，主席在名单上划过他的名字，边上留了句“此人另有重用”。 张际春是湖南宜章人，出身农家，能考进衡阳第三师范，对他算大事。 一九一九年五四风潮刮到湖南，他在教室里听毛主席做报告，会后校园热了起来，学生往街上涌，他也跟着去游行，又从城里跑回乡下，帮农民写纸条、算账，同地主讨个说法。 一九二六年，他在这种折腾中入党。 两年后，跟着朱德、陈毅往井冈山走，穿上红军军装。他不是冲在最前面拿冲锋枪的那个，却喜欢拿笔。 部队里很快传出一句话，说“朱毛身边有个笔杆子”，出自他手的传单、简报、讲话稿一份接一份。 纸张紧缺，他常半夜趴油灯底下改字句，白天拎着那几页纸站在队伍前面，把道理讲给战士听。 长征路一拉开，队伍顶着围追堵截往前挪，内部还要面对路线之争。 张国焘那套主张一丢出来，不少人心里发虚，前面那条路到底往哪拐，看不清。张际春在政治机关里，态度摆得明明白白，文件照党中央精神传，宣传跟着毛主席说。 他不拿大帽子压人，只反复把“听谁的”“往哪走”捋清，把人心一点点安下来。 到了延安，他被调去抗日军政大学，当政治部主任。 抗大办了八期，他跑了七期。 课堂上，他拿粉笔在黑板上画几条线，谁在打谁，仗打到哪一步，用最直白的句子讲清。 有一次学校往太行山迁，几千名师生出发，穿封锁线、翻山梁，粮食紧缺，很多人啃着冷干粮往前挪，他走在队伍里，一边盯着秩序，一边在窑洞里给大家加课，解释为什么要咬牙坚持。 抗战结束，他去了晋冀鲁豫军区当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开打，他又到了刘伯承、邓小平身边，成了二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大兵团机动作战，命令和精神都得靠文字往下传。熟悉内情的人讲过，他改文件很较真，一个词觉得不妥，能琢磨半天，宁肯熬夜重写，也不肯让下面“看不懂”“搞变形”。 部队办展览，有人把他的照片和刘伯承、邓小平并列挂上去，他看了一眼，转头叫人把自己的那张撤下，就留两位主官。 前线吃苦，他习惯把好处往后推。 路难走，伤员多，他把自己的马让出去，自己拄着棍子跟队伍挪；炊事班刚把饭抬出来，他先问“重伤员吃了没有”。嘴里常挂一句话，说自己算是大家的“勤务员”。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被派去西南，做西南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常驻重庆。 山城刚解放，地下武装还在蠢动，城市秩序乱。 他白天跑基层，晚上开会，既抓剿匪，又稳人心。西南剿匪打下来，成绩不小，毛主席在北京给了肯定。秘书给他安排吉普和警卫，他摆摆手没同意，出门多是挤公交车。 有一回，车坏在半路，他索性步行去市委。 快到门口，被新哨兵拦住，照规矩查证件、登记。他没撂下身份，只老老实实排队。后来被人认出来，这才领进去。他反过来表扬哨兵，说按章办事挺好。 一九五四年，他被调往中央宣传部，挂上副部长头衔，又兼着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 战场硝烟远了，他开始同教科书、方针、政策打交道。 毛主席希望他把在部队练出来的那套政治工作本事，搬到全国范围的宣传和文教战线去。他把劲头扎在这些事情上，琢磨教育方针怎么定，思想工作怎样落到课堂和社会。 授衔的事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提上日程。 军内很多人觉得，张际春打了这么多年仗，做了这么久野战军政工主官，名单里理应有他一行。最初草案里确实写着他的名字。名单摆到主席案头，那一行被划掉，旁边留了“另有重用”几个字。对外公布时，刘伯承、邓小平的军衔一清二楚，二野“三号人物”成了那个没有军衔的人。 他没为这事闹情绪，也不在人前多提。 重庆那套简朴过日子方式，在北京照旧保持。 办公室里堆着文件，他同文教战线的人打交道，把心思放在制度怎么设计，宣传怎么做，教育怎么抓上。他这一生，从湖南乡村走到井冈山，从太行山窑洞走到二野司令部，再从重庆山城走到首都机关，骨子里那股低调劲儿一直没改。 一九六八年，他因病去世，六十八岁。 十多年以后，一九七九年，组织为他恢复名誉，把他在党和军队那一串经历写进正式结论。 外人看到的，是一个没有军衔的老政工；熟悉他的人心里清楚，把他从部队名单上“划出去”，换到另一个战场去干活，本身就是一种信任。 授衔表上少了一行名字，很多干部心里却多记下了这么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