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4年，清军在郭隆寺激战并大败两万喇嘛。清军攻克郭隆寺后，岳钟琪将投降的6000喇嘛全部处死，青海喇嘛谈岳色变。岳钟琪认为郭隆寺乃藏污纳垢之地，于是一把火将这座青海最大的寺庙化为了灰烬。 岳钟琪出身名门，是岳飞第21代嫡孙，祖上以忠勇著称，父亲岳升龙在清廷任四川提督，是极少数能做到封疆大吏的汉族将军。 亲眼见识过汉人武将夹缝求生的艰难，岳升龙原本希望儿子老实读书、走科举入仕，当个手握文墨的清流官，而不是披甲带刀的“前线靶子”。 偏偏儿子打小就对行军打仗着了迷，拉着一群伙伴用石头摆阵列营，看兵书比读四书五经还上心，尤其喜欢《孙子兵法》，常常读到废寝忘食。 岳升龙看着这个一心向武的儿子，只能无奈摇头。康熙四十五年，岳钟琪靠捐纳得了个候补文官，没几年就坐不住，上疏请求改行从戎。康熙早闻他祖上的名头，也听说此人识兵懂战，爽快允准，还给了他实战机会，从此岳钟琪的戎马人生正式展开。 在康熙年间，他随军西征，最著名的一战发生在西藏。1717年，准噶尔汗国勾连沙俄入侵，杀死拉藏汗，又囚禁达赖和班禅，西藏局势一度失控。 康熙经过反复权衡，任命噶尔弼为主帅，以岳钟琪为辅，领兵入藏。他在战场上多次料敌先机，或出奇兵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或建议轻装急进，趁对手未稳先夺要地，最后帮助清军击败准噶尔势力。战后，他接任父亲旧职，被封为四川提督。 但真正把他推到风口浪尖的，是雍正即位后那场青海叛乱。青海、藏区长期政教合一，寺院既掌握人心，也握住实权。 康熙晚年偏于宽纵，给僧侣许多特权，无形中放大了寺院势力。到了雍正初年，喇嘛领袖罗卜藏丹津借朝局更替之机坐大，将青海最大寺院郭隆寺变成军政中心，大量僧兵屯聚其中，武器物资暗藏寺内，暗流涌动。 雍正需要一场大捷来立威，青海的火头来得正是时候。他钦点岳钟琪统兵西征，年羹尧则为主力在旁呼应。 1724年正月，岳钟琪率六千精兵抵达郭隆寺，这里地势险要，向来是“易守难攻”的典型，又是僧侣与叛军合流的核心。照常理，他应观望待机，等待增援；但他看过地形与敌情后，决定先下手为强。 他让一千人正面进攻，故意暴露在寺墙之下，把寺内僧兵和叛军都诱出山门，其余兵马分散埋伏在要道两侧。等对手全线出击，他再合围冲杀。 结果一战下来，自己六千人损失近半，却斩敌六千，俘获一万多喇嘛和僧兵，郭隆寺外围防线被撕开。 紧接着的问题，是这批俘虏怎么处置。人多到每名士兵要看守三四个人，根本谈不上继续行军。更何况，在他看来，这些倚寺为营的僧侣今日是俘虏，明日就可能卷土重来。 于是，他在寺前集结部将，明说要“斩草除根”才能换来边疆清静。很快，六千名投降喇嘛被押往寺前空地，分批处决，持续数个时辰。 处决完毕，他又下令放火焚寺。熊熊大火将郭隆寺化作焦土，这座曾是青海最大佛教中心的建筑群，连同其精神象征意义一起被烧成灰烬。 消息传遍高原，各寺僧侣无不震骇，从此再不敢轻易挑战清廷。雍正借此重申中央权威，对僧侣势力“敲山震虎”，从短期来看，确实起到了立竿见影的震慑效果。 然而，郭隆寺的一把火也在当地留下长久阴影。对于许多藏族僧侣和民众来说，这是一次以血与火为代价的记忆，既象征着叛乱失败，也象征着外来权力对本土信仰的重击。 史书对岳钟琪的这一决断褒贬不一，有人称赞他果决有为，有人指责手段残酷，但无论如何，他在那个时代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此后，他与年羹尧一道彻底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继续在雍正、乾隆年间镇守西陲，成为“三朝汉将”。朝中满臣因他战功过盛而屡屡上折弹劾，奏折堆成箩筐，雍正却一次次替他斥责群臣。 只是到了晚年，这位皇帝也承认，自己一生问心无愧的人不多，唯独对岳钟琪与年羹尧，始终难以完全坦然。青海高原上那一片被火烧过的废墟，便是这份复杂功过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