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考教室里，时间仿佛凝固在粉笔灰悬浮的空气中。数完试卷，抬头就看见了她——那个传

监考教室里，时间仿佛凝固在粉笔灰悬浮的空气中。数完试卷，抬头就看见了她——那个传说中父母离婚，母亲远走，父亲常年不在家，和奶奶、弟弟一起生活的孩子。 最初只是眼角瞥见一小片异样的红，以为是玩闹擦伤。当走近发卷，那片红突然在眼前展开成一片沟壑纵横的荒原。从右额角到下颌，暗红色的疤痕像干涸大地上龟裂的纹路，边缘翻卷着，新结的痂覆盖在旧疤上，层层叠叠如同地质断层。有的地方还在渗着淡黄色的组织液。 她低着头，短发乱糟糟的，枯草般没有生命力。身上那件红色棉服，右衣袖肘部磨破了一个大洞，脏污的、结成小球的旧棉花从鲜艳却破败的红色里绽出来，像她脸上的疤一样，说着无人缝补的冷。 考试进行到一半，看着她用指甲抠那片刚结好的痂。动作很轻，像是某种习惯性仪式。深红色的血珠渗出来，她放下笔，从草稿纸里撕下一角A4纸。纸张粗糙的边缘划过伤口时，破洞里露出的棉花随着她手臂的动作微微颤抖。 就是在那张沾了血迹的纸上，我看见了那行字。字迹工整得惊人，一笔一划都透着用力，像是要把所有的期待都摁进纤维里：“亲爱的爸爸，您好！您最近工作忙吗？上班一定很辛苦吧？” 血迹在“辛苦”二字上晕开，成了信纸上一枚模糊的红色印章。她擦脸时，A4纸粗糙的表面摩擦着伤口，破洞里的棉花在袖口处时隐时现——那红色棉服下的手臂，是不是也布满类似的伤痕？那绽出的棉花，是不是也像她的人生一样，正从光鲜的表象里不堪地泄露着内核的破败？ 我摸口袋时手在抖。递过去的那张餐巾纸洁白柔软，在她满是老茧和伤口的手中显得格格不入。她接过时指尖冰凉，没有抬头看我，破洞边缘的线头在桌面轻轻刮擦。 环顾四周，几个学生正交换眼神，嘴角藏着笑。他们的目光扫过她脸上的伤疤，停留在那团刺眼的白色棉花上——看啊，那个怪胎，衣服破成这样。鲜艳红色与脏污棉花的对比如此刺目，成了他们眼中最新鲜的玩味。那破洞仿佛不是在她衣袖上，而是在整个教室的安全网上，透过它，冷风飕飕地灌进来。 相关人员不是没有行动。记得工作群里呼吁工作人员捐款，记得捐款箱前工作人员沉默投下的钞票，相关人员都曾在报告上签下名字，在流程表上打勾，完成所有“应该做”的事。 可此刻，2026年冬天的这个下午，那个孩子脸上的伤疤在日光灯下泛着暗哑的光，她袖口的破洞像一只绝望的眼睛张开着。她还在完成作文，给远方的父亲写信，身上的棉花从红色棉服里漏出来，漏了一整个冬天。科技进步了，制度完善了，我们能在虚拟世界里创造奇迹，却无法让一个孩子的棉衣没有破洞，无法保护她脸上不再增添新伤。 真正的无力感不是面对复杂问题时的手足无措，而是当你做完所有正确的事、走过所有该走的流程后，发现暴行依然在阳光下继续——它以伤疤的形式，以衣袖破洞的形式，以棉花从鲜红中绽出的形式，在每个寻常日子里无声上演。 重男轻女的幽灵没有因为年代更迭而消散，它只是学会了适应新环境——穿上体面的外衣，用“家务事”“教育方式”这样的词作掩护，在监管的缝隙里继续呼吸。而那件红色棉服上的破洞，如此直白地戳破了所有伪装，露出里面发硬、结块、再也无法温暖的芯子。 站在讲台上，监考着一场不断重复的期末考试。而教室角落里，一个孩子正在用最原始的方式，在疼痛中完成另一场生存测验。她的试卷或许会有分数，可她写在带血纸上的那行字、她衣袖上那个漏着棉花的洞，我们又该打多少分？这个号称进步的时代，当它面对一个孩子无法御寒的破洞时，又该为自己打多少分？ 教室里很安静，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可在我耳边，却响起震耳欲聋的寂静——那是系统运转的嗡鸣声中，一个被遗忘的孩子沉默流血的声音，是棉花从红色布料中漏出时，那细微的、无人倾听的撕裂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