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春莲到底有多疯狂呢？最能体现她之疯狂的，不是她贪污的那76万巨款，而是她临死前在刑场上喊出的那句话。这句话，是在枪口即将对准她脑袋时喊的，她的原话是： “我不服！我就是做生意，凭什么判我死刑？” 1992年4月3日，武汉与黄石交界处的刑场，空气像被冻住了一样。 所有人的目光没有聚焦在那几支冰冷的枪管上，而是死死盯着那个跪在地上、脸庞浮肿的女人。 在那声枪响把一切归零之前，这个女人突然爆发出一声极不协调的嘶吼：“我不服！我就是做生意，凭什么判我死刑？” 喊这话的人叫程春莲，终年37岁，这声喊叫，像是一把生锈的锯子，狠狠锯在了那个时代的神经上。 你要知道，这一声咆哮的背后，是对冲着高达76.75万元的涉案金额，这在当时相当于3000名普通工人一整年的工资总和。 把时间轴拉回到现在，2026年的我们或许很难理解这种疯狂。 但在那个草莽横行的年代，程春莲的死，与其说是死于一颗7.62mm的子弹，不如说是死于两个平行世界剧烈撞击时产生的冲击波。 她至死都坚信自己是“经济功臣”。这种认知的错位，要从1988年的庐山说起。 那一年，已经在黄石石油协作公司坐上副科长位置的程春莲，在庐山见到了掌握着渤海石油命脉的梁述胜。 这时候的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极其特殊的“双轨制”夹缝中：同一桶油，计划内是白菜价，计划外就是黄金价。 程春莲不懂宏观经济学，但她有着惊人的动物嗅觉，瞬间闻到了这道缝隙里那股诱人的血腥味。 在庐山的那个房间里，她没有摆出任何商业谈判的架势，而是直接甩出了自己的“底牌”。 她解开了衣服扣子，这在现在的商业逻辑里叫“零成本杠杆”，或者说是她投入的“原始股”。 这招很管用，瞬间击穿了握有审批权的梁述胜。那天之后，1000吨汽油和500吨液化气的批条就这么流了出来。 这扇门一旦打开，欲望就像开了闸的洪水，程春莲像是一个发现了系统漏洞的高级玩家，把这种“肉身换指标”的模式疯狂复制了103次。 她把搞到的指标倒手转卖给浠水县石油公司，每吨收取140元的“信息费”。 在她看来，这完全是合理的商业逻辑：我提供资源，你提供资金，各取所需，何罪之有？ 讽刺的是，这种玩弄规则的“自信”，恰恰源于她过去作为成功者的经验。 把时针再往回拨一点。70年代的程春莲，是那个贫瘠年代里真正的“顶流”。 出身贫寒，靠捡煤渣长大的她，硬是凭着在黄石歌舞团练功房里三次晕倒的拼劲，拿下了全胜奖，演活了“刘三姐”。 那时候她一个月拿300块工资，是普通人的五倍，但这成了她心态崩塌的导火索。 1985年的大潮里，她眼看着那些没什么文化的“倒爷”一夜暴富，那种心理落差简直能把人吞噬。 她不甘心。她在美尔雅服饰做销售能拿冠军，在歌舞团能做台柱子，凭什么在生意场上不能呼风唤雨？ 这种极度的自信和好胜心，最终演变成了一种盲目的傲慢。 1989年6月18日，当办案人员踹开大门时，看到了那个时代最魔幻的一幕： 程春莲没有在销毁证据，也没有打包细软跑路，她正端坐在桌前，一丝不苟地整理着那500多本账卷。 她像对待当年那场让她成名的艺术考核一样，对待着这些犯罪记录。 她甚至天真地认为，只要把账目理清楚，就能向组织证明自己是在“搞活经济”，是在为黄石的工业发展做贡献。 然而，法律只看事实，不看剧本，那封寄给湖北省检察院的匿名举报信，早就把她的底牌掀得干干净净。 在长达34个月的羁押和审讯里，程春莲始终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眼中的“公关手段”和“劳务费”，到了法官嘴里就成了“权色交易”和“巨额受贿”。 有人拿她和当年的“傻子瓜子”年广九做对比，问为什么结局天差地别？ 答案其实很残酷：年广九踩的是政策的边线，而程春莲踩的是法律的高压线。 她把公权力当成了自家的后花园，把国家的战略物资当成了私人的筹码。 即便是在那个野蛮生长的年代，这也是绝对的禁区。 最高法核准死刑的命令下来时，或许她才隐约意识到，自己那套“富贵险中求”的逻辑彻底破产了。 1992年那个春寒料峭的早晨，那一枪终究是响了，程春莲倒在了她那套荒谬的“生意经”里。 哪怕是在30多年后的今天，回看那个刑场上的瞬间，依然让人唏嘘不已。 那个曾经舞台上光芒万丈的“白月光”，最后留给世界的，竟然是那样一句充满困惑与不甘的嘶吼。 她死于贪婪，但更确切地说，她死于对规则的无知，和对时代底线的一次次傲慢越界。 信息来源：网易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