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加坡一家报纸说了句话，扎心又透亮。 “中国反腐案子看起来比整个西方加起来还多，但你可别被表象骗了，这根本不是一回事。” 西方早就把腐败“洗白”成了一门高端生意。 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周围，扎堆着1.4万名注册游说者，他们拿着企业或利益集团的高薪，专门负责影响欧盟的政策制定。这些人的工作光明正大，却藏着最隐蔽的利益交换，把权钱交易做成了标准化服务。 欧盟号称有透明登记制度，要求游说者公开资金来源和游说目标，但整个体系只有10名全职人员负责核查合规性。面对数万条登记信息，这样的监管力度形同虚设，大量违规操作根本无人追究。 欧洲议会的会议记录显示，自新立法周期以来，议员们已公开了3万多次与游说者的会面，但其中只有16%是和民间组织沟通。资本和大企业占据了绝大多数话语权，普通民众的诉求很难传到决策层。 美国的游说产业更是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年营收常年维持在几十亿美元。利益集团通过专业团队撰写政策草案、组织听证会，甚至直接培训议员助手，把政策制定变成了为资本量身定制的服务。 西方的“旋转门”制度让政商勾结变得顺理成章。欧盟委员会对官员离职后的从业监管极为宽松，很多高官卸任后立刻入职曾经监管过的企业，带着内部信息和人脉资源，无缝衔接继续为资本服务。 81%的欧洲民众担心外国资金影响本土决策，这才有了欧盟新出台的第三国游说透明法案。但法案刻意避开了本土资本的影响，只盯着外部资金，本质是在维护内部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 中国境内也存在腐败现象，个别公职人员利用手中职权，在项目审批、资源分配等环节搞权钱交易，还有基层人员借着职务便利侵占群众利益，这些行为损害了公共利益，也触碰了纪法的红线。 面对存在的腐败问题，中国从不会回避和纵容，而是拿出零容忍的强硬态度，不管是身居高位的干部，还是身处基层的工作人员，只要涉腐必被严查，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这是对腐败行为最直接的震慑。 美国的政治献金制度更是把这种“洗白”做到了极致。企业向政党或候选人捐款被定义为“言论自由”，2024年中期选举的总支出突破160亿美元，资本通过砸钱直接锁定政策红利。 欧盟新法案试图规范第三国游说行为，要求外国资助的游说活动必须登记，但却对本土大企业的游说资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双重标准，恰恰暴露了制度对内部利益输送的纵容。 西方的利益集团擅长用“专业术语”包装腐败，把游说称为“民主参与”，把政商旋转门叫做“人才流动”，把资本干预政治说成“多元发声”。这些漂亮话背后，是普通民众话语权的丧失。 普通欧洲人想影响政策，可能连议员的办公室都进不去，但大企业的游说者却能直接坐在立法者面前，逐条修改法案条款。这种资源和渠道的差距，让所谓的“民主”变成了资本的专属游戏。 监管的缺位让这门“高端生意”越做越大。欧盟的游说登记制度没有强制处罚措施，即使发现虚假申报，最多也就是公开警告，根本起不到震慑作用，反而让违规成本低到可以忽略不计。 西方社会不是没有腐败，而是把腐败制度化、专业化了。他们用复杂的规则和好听的名词，把权钱交易包装成合法行为，表面上案件不多，实则是大部分利益输送都被制度“豁免”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