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人凤下令处死朱君友。朱君友坦然赴死，却发现枪决他的2名特务，朝他频繁摇头使眼色，示意他不要出声，朱君友立即心领神会。 1949年冬天的成都，空气里都飘着肃杀的味道，人民解放军正一路南下席卷西南，蒋家王朝的日子眼看就要到头，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却在此时下了狠手，要把关押的共产党员、革命志士全都秘密解决掉。 那份决定生死的名单，是12月4日交到毛人凤手上的。时任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兼省特委会秘书长的徐中齐，呈上了36名“情节重大”政治犯的名册。毛人凤只是略微翻了翻，便提笔批下四个冰冷的字：“一律枪决”。随后，名单经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批复“如拟”，一场血腥的屠杀就此注定。没人知道，名单上排在第33位的“朱君友”这个名字，会成为一个惊人的意外。 朱君友绝非寻常囚犯。他1917年出身于成都赫赫有名的“朱财神”家，父亲朱茂先是富甲一方的开明士绅，家族产业遍布，人称“朱半城”。身为“朱家六少爷”，他本可安享荣华，却在时代洪流中选择了另一条路。早在1938年，还在上中学的他就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成都大众抗敌宣传团”。 1946年，他从四川大学法律系毕业不久，便经人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成为成都市第27区分部的负责人之一，并利用家族背景，秘密为革命筹集、转送大量活动经费。他的家，他的社交圈，都成了地下党人可靠的联络点和庇护所。 革命活动在1949年11月的一个夜晚戛然而止。朱君友在路过玉带桥时，遭遇特务突袭搜查，身上携带的进步书刊和资料被发现，当即被捕。在狱中，这位身高一米八的富家少爷，展现了惊人的意志。特务将他反绑双手吊在梁上，施以“鸭儿浮水”的酷刑，打得他皮开肉绽，但他始终守口如瓶。 连敌人的档案里都不得不记载，其“态度顽固”。在将军衙门监狱，他与后来被称为“十二桥烈士”的杨伯恺、王干青、毛英才等人关押在一起。放风时短暂的以目示意，牢房里彼此低声的鼓励，是他们黑暗中仅有的温暖。 当毛人凤的处决令下达时，朱家上下如遭雷击。父亲朱茂先虽曾因儿子“败家”革命而恼怒，但爱子之心终究压倒了一切。他决心不惜代价营救。希望在于朱君友妻子杨汇川的娘家。杨汇川的兄长杨夷甫，时任国民党四川省行政上校高级秘书，在军政界颇有影响力。 更重要的是，杨家对当时的特务头子、省特委会秘书长徐中齐有旧恩。一条营救链条迅速铺开：父亲朱茂先拿出十根金条作为“买命钱”，由大舅哥杨夷甫出面，打点疏通徐中齐及其弟弟徐季达。在政权崩溃的前夜，黄金和人情，撬开了一道狭窄的求生之门。 12月6日深夜，朱君友被特务叫出牢房。他心知最后的时刻可能到了，平静地将自己的衣物留给同监的狱友徐孟生。经过杨伯恺、王干青的牢房时，他回头望去，战友们也隔着铁栏向他无声地点头告别。 然而，押解之路并未走向荒野刑场。囚车上，两名特务反常的沉默和悄然递来的眼色，让朱君友疑惑丛生。随后，他被带到监狱门外，那里等待他的不是枪口，而是前来接应的杨夷甫和徐季达。直到此刻，他才恍然惊觉，自己正从鬼门关被拽回人间。 永生之痛，幸存者的余生 朱君友被秘密送往乡下藏匿，仅仅一天之后，1949年12月7日深夜，骇人听闻的“十二桥惨案”发生。包括与他诀别的杨伯恺、王干青在内的32位革命志士，被特务用卡车运至成都通惠门外十二桥附近，在废弃的防空壕内惨遭集体枪杀并就地掩埋。 他们中，有留学法国的中共早期党员杨伯恺，有从同盟会元老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的王干青，还有年仅24岁、拒绝写悔过书的华西协合大学女学生毛英才。二十天后，成都解放。 朱君友活了下来，成了那份36人处决名单上唯一的幸存者。但活着，对他而言成为另一种沉重的负担。他一生都无法摆脱那种深刻的愧疚：“那些人是因为信仰而死，而自己，是因为金条而活。” 成都解放后，他选择在民盟四川省委从事平凡的文史工作，将对战友的思念深埋心底。 每年清明和12月7日，他都会雷打不动地前往十二桥烈士陵园，静静地待上一整天。2004年朱君友逝世，晚年他常对子孙说：“这些事情是忘记不了的……我作为一名幸存者，永远怀念……他们已永远长眠。我和他们相比，虽然受了些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朱君友的故事，远不止是一个死里逃生的传奇。它像一面棱镜，折射出历史转折关头的复杂光谱：有反动统治末路的疯狂，有革命者舍生取义的赤诚，有亲情人性在极端下的抉择，更有幸存者用一生去背负的、对牺牲者的缅怀与敬意。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那些逝去的星辰照亮了道路，而活下来的人，则用自己的余生，守护着那片永不褪色的光芒。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参考信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官方文献《纪念成都和平解放73周年④：“恐反动者要向我们弟兄同时开刀”——与成都十二桥烈士有关的两张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