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台湾军政圈，暗流涌动。名将孙立人与蒋经国的冲突渐趋公开化，两人因军政理念相悖，时常在会议中争执不下。挚友张佛千看在眼里，急在心头，私下劝诫孙立人：“你与经国先生政见相左本属正常，即便公开辩论也无妨，但在公共场合，不妨多提及其过人之处。” 孙立人闻言面露困惑，反问：“你希望我如何表述？” 张佛千斟酌着建议：“可称赞他行事果敢、专注务实。这样既能让外界知晓你们仅是工作上的分歧，并无私人嫌隙，也能为你减少不必要的掣肘。” 孙立人沉吟片刻，只淡淡一句：“我再考虑考虑。” 这份委婉的拒绝，暗藏着孙立人骨子里的刚直。他终究未曾采纳这份圆滑的建议，任由自己与蒋氏父子的矛盾在无声中持续发酵。 时间倒回1947年8月，刚从东北战场调任南京的孙立人，接过了“陆军副总司令”的任命状。这位以严格训练部队闻名的将领，很快又兼任陆军训练司令。不久后，他奉命赴台主持新军训练，随身带去了数百名心腹旧部，而好友张佛千也受邀出任训练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成为他军政生涯中重要的辅佐者。 1949年，大批蒋军残部退至台湾，部队建制散乱，不少单位军官多于士兵。虽为败军，诸多将领背景深厚，嫡系官兵自视甚高，整编工作极为棘手。众人避之不及，孙立人却迎难而上，但其雷厉风行的整训风格，很快招致不少蒋军将领非议。 一日，蒋介石召见孙立人，特意嘱咐：“汤恩伯的部队不日将陆续抵台，你务必妥善安置。” 数日后，汤恩伯的部下便向蒋介石告状，称孙立人对其部队太过严苛。蒋介石当即再次召见孙立人，语气中带着不满：“汤恩伯的部队，你究竟打算如何处置？” 孙立人据实回禀：“部队人数众多，目前正分阶段开展整训。我已协调腾空部分小学教学楼，让士兵们暂且驻扎。” “汤恩伯的部队怎能屈居小学？”蒋介石脸色一沉，“立刻腾出正规营房给他们！” 孙立人坚持原则，据理力争：“按军规，部队必须完成整编后，方可迁入训练营区。” 蒋介石勃然大怒：“让你的新军搬出去，给汤恩伯的部队腾地方！” “汤部未经整训，战斗力远不及新军，如此颠倒轻重，于防务何益？”孙立人毫不退让，言语间竟直言汤部是“破铜烂铁”。 这句话彻底点燃了蒋介石的怒火：“你太自私了，眼里只有自己的部队！” 孙立人也按捺不住怒气，反驳道：“我看自私的是你！将训练有素的新军调离，指望毫无战力的汤部御敌？将来若局势恶化，我们难道要跳进太平洋逃生吗？” 这场激烈的争执，最终在俞济时的劝说下收场。次日正午，俞济时派车专程接孙立人赴蒋介石的午宴。席间，蒋介石一改昨日的怒容，笑容满面地表达了对他的倚重。孙立人也直言不讳地为前日的过激言辞致歉，坦言自己并无二心，只是一心为公。 风波过后，孙立人仕途迎来快速晋升，先后接任台湾防卫总司令、陆军总司令，晋升陆军二级上将。从1947年初的新军军长，三年间跻身上将之列，升迁速度连黄埔嫡系都望尘莫及，彼时“天子第一门生”胡宗南尚为中将。 然而，表面重用之下，是蒋介石的深深猜忌。他常以听汇报为名，单独召见孙立人部下打探动向。张佛千身为其麾下三个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自然成为问询重点，蒋介石的疑虑显而易见。 一次召见中，蒋介石突然问道：“你本非军旅出身，为何甘愿出任孙立人的政治部主任？” 张佛千从容应答：“我与立人兄是同乡，相交多年情谊深厚。此次来台，也是受他诚意相邀。” 聪慧的张佛千早已察觉到蒋介石对孙立人的猜忌，为求自保，也为不拖累好友，他主动递交了辞呈。孙立人得知后感伤不已，再三力劝他留下，但张佛千去意已决，最终只能不欢而散。 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对蒋经国愈发倚重。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蒋经国开始全面介入军中事务，多数蒋军将领纷纷顺势迎合，唯有孙立人始终心怀不满，屡次公开抗拒，两人的冲突愈演愈烈。 1953年5月，黄杰率领两万余名残部，在法军的护送下从越南遣返台湾。这位黄埔一期生是蒋介石的亲信，与蒋经国关系匪浅，抵台后便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明眼人都能看出，他正是蒋氏父子为接替孙立人预留的人选。 张佛千敏锐地察觉到风向已变，再次登门求见孙立人，劝他主动辞职：“与其日后被罢免，不如现在主动请辞，至少还能保全体面。” 孙立人沉默了许久，缓缓说道：“也罢，此事我应了。只是你放心，我会为你寻得合适的新职位。” 彼时的他或许未曾料到，自己的处境早已岌岌可危，连自主抉择的空间都所剩无几。 1954年7月，“孙案”爆发，这位曾叱咤风云的名将，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软禁生涯。 1988年，孙立人终于重获自由。张佛千第一时间前去探望，只见庭院中，孙立人正专注地修剪着一盆盆景。张佛千轻声问道：“这盆景，养了多少年了？” 孙立人手中的剪刀一顿，目光掠过枝叶，语气平静却难掩沧桑：“我被囚禁了多少年，它便陪了我多少年。我的大半辈子，都埋在这方寸盆景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