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93年，沈阳市市长武迪生应邀访问以色列，结果在当地商谈合作期间突发事故遇难。沈阳市要求以色列方面负责，对方坚决不同意，双方僵持不下，事情闹到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不得不从中协调。 1993年，沈阳急需寻找经济出海口，市长武迪生只好把目光投向了以色列的拉马特甘市，当时，武迪生的行程表已经不允许他再飞往以色列。 但那家以色列公司的总经理是个精明的商人，他抛出了一个诱人的私下邀约：既然白天没空，那就黎明走，坐我的私人直升机，飞到死海边的马萨达山看日出，我们在天上把合同细节谈透。 这是一个致命的“三无”决定：没有列入官方访问计划，没有向拉马特甘市政府报备，更没有通知中国大使馆。 为了抢出那一点谈合同的时间，武迪生坐上了那架贝尔直升机，11月24日凌晨，这架飞机遭遇了意外。 调查报告后来还原了那一刻的惨烈：直升机第二级叶片因为长期高频运转产生了肉眼不可见的金属疲劳，在空中突然断裂。 加上黎明时分能见度极低，飞行员在试图迫降时对高度判断失误，飞机重重砸向地面，油箱破裂，大火燃起，武迪生和助手张力，以及以方人员全部遇难。 消息传回国内，流言蜚语跑得比真相还快，有人说是公款旅游，有人说是晚节不保，各种猜测像脏水一样泼向这位刚刚离世的市长。 而在以色列，另一场“战争”刚刚爆发，沈阳方面的工作组带着愤怒落地特拉维夫，按照东方人的逻辑，市长是应你们官方邀请来的，现在人没了，政府必须负责，必须赔偿。 但以色列人把厚厚的一摞法律条文推了回来，他们的逻辑冷酷而清晰：这是你在非官方时间的私人商业行为，属于企业接待，政府既无权干涉，也无责赔偿。 双方在会议桌上如同甚至不仅是语言不通，简直是两个不同的思维在撞墙，这时候，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成了唯一的调和者。 大使林真和参赞陈来元必须完成一个任务：一方面要平息沈阳方面“被欺负”的愤怒情绪，另一方面要强行把航向从“外交抗议”扭转到“法律诉讼”的轨道上。 这不是只有感情就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场需要用证据和条款去打的硬仗。 在排除了政治因素后，最初的索赔之路走得异常艰难，尤其是那个“年薪800美元”的数据，像一块巨石堵在所有人的胸口。 如果按照以色列的常规算法，赔偿金将少得可怜，家属和沈阳的同志愤怒地问：难道一个人挣得少，命就贱吗？ 国内媒体记者来采访了，给这场冷冰冰的法律争论添了点温度。 当记者走进武迪生的家，看到的是上世纪70年代的旧茶几，铺着廉价地板革的地面，还有那套住在1953年老楼里的岳父母。 而在清理遗物时，人们在他那只旧皮箱里，翻出了带洞的衬裤和一双磨损严重的旧皮鞋，这些“清贫”的证据在道德上是丰碑，在索赔面前却是软肋。 转机出现在那份机械故障报告上，既然是以色列的算法算不出尊严，那就换个地方算。 代理律师迪那耳虽然在案件中途不幸因心脏病离世，但他留下的策略被后来者发扬光大：绕开以色列的收入算法，死死咬住“机械故障”这一条，直接向直升机制造商——美国的比尔公司和发动机制造商爱利森公司开火。 这是一步险棋，也是一步妙棋，美国的法律体系中，产品责任赔偿往往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而且不完全依赖死者的收入水平。 这场跨国官司打得漫长而艰难，中间夹杂着无数次取证、谈判和心理博弈，但最终，基于确凿的叶片断裂证据，家属从美国相关公司获得了满意的赔偿。 这笔钱不仅是对逝者的告慰，更是中国在那个年代，以上千万元的代价和两条生命的逝去，给刚刚走向世界的官员们上的一堂极其昂贵的国际法治课。 信源：芝加哥-友好城市-沈阳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