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年轻时我读了么年书，1966年文化大革开始，我们学校就停课闹革命，把我们

朋友，年轻时我读了么年书，1966 年文化大革开始，我们学校就停课闹革命，把我们都放回家。当时我们读高一，到一九六八年大家都没上课。老师就发给我们每人一张六八届高中毕业文凭。读了儿年撂下了。 那张文凭被我卷起来，塞进了背包最底层。回到家，爹娘凑在油灯下看了又看，爹吧嗒了一口旱烟，说：“好歹是个凭证，收好。”我心里空落落的，这凭证，能凭证啥呢？ 我在生产队干了两年农活，风吹日晒，手上全是茧子。有一天，队里接到通知，说公社的供销社缺个记账的，要有点文化的。队长抽着烟，挨个瞅我们这些青年，最后目光落在我身上：“你，不是有张高中文凭吗？明天去试试。” 我懵了。记账？我连二元一次方程都忘干净了。那天晚上，我翻出那张几乎崭新的文凭，在昏暗的灯下看了很久。照片里的自己，眼神怯生生的。我把文凭小心地抚平，夹在一本《农村实用会计》里——那是我能找到的唯一的“教材”。 第二天，我硬着头皮去了。供销社的老会计是个严肃的小老头，他推了推眼镜，没看文凭，直接递给我一叠票据和一把算盘。“把这堆账目拢一拢，看看总数对不对。”他说完，就转身去整理货架了。 我手心全是汗。那些数字在我眼前跳舞。我定了定神，想起夜里看过的简单方法，笨拙地拨起算盘珠子。屋里很静，只有算珠碰撞的噼啪声，和窗外偶尔传来的自行车铃声。我算得极慢，错了就重来，额头上沁出了汗。 不知过了多久，我把结果写在纸上，递过去。老会计接过来，扫了一眼，又拿起算盘飞快地打了一遍。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说不上是满意还是别的。“数目对了。”他顿了顿，又说，“就是太慢。明天早点来，我教你。” 就这一句话，我悬着的心，咚一声落了地。后来我才知道，那叠票据里，他故意多写错了一个数字，看我能不能发现。我没发现，但我一遍遍重算，把正确的总数给碰对了。 那张被我视为“虚名”的文凭，就这样，为我撬开了一扇小小的门。门里的路，还得自己一步一步，用算盘珠子，实实在在地走出来。很多年后，我清理旧物，又看到它，纸张已泛黄卷边。我忽然想起老会计那句话——“明天早点来”。那是我离开学校后，上的第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