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岁的杨翠英，被妈妈用手死死捂住嘴巴。她泪流满面，发不出任何声音。外头，是爸爸抱着1岁多的弟弟，被日本人用30厘米的刺刀，刺穿胸膛。 12岁，还是个在父母怀里撒娇的年纪。杨翠英却在那一年，眼睁睁看着这世间最残酷的一幕。 她不能喊，甚至不能大声哭，因为妈妈的手死死地捂着她的嘴。那是妈妈在保她的命。 墙外头，是她的父亲和那个才刚刚学会叫人的弟弟。 老人后来的证言里，有一句话让我心里堵得慌：“妈妈在难民营里生下弟弟，因为弟弟哭闹，日本兵竟把弟弟活活踩死。” 这就是战争，这就是屠杀。它没有底线，连婴儿都不放过。 这一年，杨翠英老人走了，享年96周岁。她带着那个捂住嘴巴的噩梦离开了，但她留下的证言，像钉子一样钉在了历史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活着的证据”正在消失。 我们要记得他们的名字，更要记得他们遭遇了什么。咱们来听听他们生前是怎么说的，这些话，每一句都是血泪。 99岁的马继武老人走了。他记得什么？他记得：“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因年老体弱扛不动桌子，被日本兵用刀砍在头上，鲜血直淌。” 你看，这就是侵略者的逻辑，弱小在他们眼里就是死罪。 96岁的徐家庆老人走了。他脑子里的画面是：“很多人被日军拖到下关和记洋行江边被集体枪杀了，江水都被染红了。” 还有95岁的蔡丽华老人。她的证言，听着都让人发抖：“我亲眼看到日军用刺刀刺瞎我父亲的双眼，眼睛处弄出鸡蛋大的窟窿，然后连开几枪将他杀死。” 这哪里是故事？这是一个人一辈子都走不出来的地狱。 目前登记在册的幸存者，仅剩61人。这个数字还在减少。每一位老人的离去，都像是这本厚重的历史书被撕去了一页。我们这些后人能做的，就是赶在时间前面，把这些记忆抢救下来。 总有人想抵赖。 当年的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在法庭上是怎么说的？ 他说：“1937年12月21日，我奉命到芜湖，在南京只有一个星期，没有听说屠杀消息。” 听听，多么轻描淡写。“没听说”，“只有一个星期”。他以为死无对证，他以为只要把人都杀光了，把城烧了，这事儿就没人知道了。 但他算错了一件事：罪恶是捂不住的。 这就得提到两个必须被铭记的名字。一个是美国人，约翰马吉。另一个是中国少年，罗瑾。 那时候，约翰马吉手里只有一台16毫米的摄影机。在那个到处是杀戮的城市里，他没有选择逃跑，而是冒着生命危险，把镜头对准了那些暴行。 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南京大屠杀唯一真实动态影像。 后来在东京审判的法庭上，正是这一卷胶片，让全世界看到了那段黑暗的日子，为无数死难同胞作了证。 而罗瑾呢？那时候他才15岁，是个照相馆的学徒工。 15岁的孩子，看到日本军官拿来冲洗的那些炫耀杀人的照片，心里该有多恐惧？但他没有退缩。他偷偷多冲洗了一份，把这些照片藏在身边。 这一藏，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后来，这些照片几经辗转，到了爱国青年吴旋手里。1947年2月6日，在南京军事法庭公审谷寿夫的时候，这本相册被交了上去。 这就是著名的“京字一号证据”。 面对这些铁一般的证据，那个不可一世、嘴硬抵赖的谷寿夫，终于哑口无言，俯首认罪。1947年4月26日，他在雨花台被执行枪决。 这一枪，迟到了十年，但终究是来了。 这就是证据的力量，这就是真相的重量。 哪怕过去了84年，我们依然要不断地去讲这些事。为什么？ 有人说，总是提过去，是不是为了延续仇恨？ 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我们纪念，我们公祭，从来都不是为了去恨谁。仇恨解决不了问题，仇恨也换不回和平。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清醒。 你看每年的公祭日，南京全城拉响警报。那一分钟，车停了，人停了。整座城市陷入沉默。 这种沉默是有力量的。它在提醒我们：和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无数人流血牺牲换来的。它在告诫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这几年，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人越来越多。在留言区里，留下了超过22万份寄语。 大家写得最多的词是什么？是“历史”，是“铭记”，是“和平”，是“中国”。 我也翻看过那些留言，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铭记历史，但不要延续仇恨！” 还有人写道：“和平是需要争取的，和平是需要维护的。” 这就是咱们中国人的格局。我们痛，我们哭，但我们没有迷失在仇恨里。我们把这份痛，转化成了前行的动力。 从2017年开始，每一年都有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去描新“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上的名字。一笔一画，把那些模糊的名字重新描得清晰。 这一笔笔下去，不仅是在修缮墙壁，更是在擦拭我们的记忆。不能忘，不敢忘。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