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李叔同回国后，在房间挂了一幅日本女子的裸体画，妻子俞氏每次看见都忍不住恶心。可当她得知画中人是谁后，当场痛哭流涕。 李叔同这辈子，其实一直在“逃”。 他出身天津盐商巨富之家，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都不为过。可惜父亲走得早，母亲是侧室，在这个大家族里处处看人脸色。这种压抑的童年，让他养成了一种极度渴望自由、又极度敏感的性格。 家里给他包办了俞氏。俞氏是个好女人，贤惠、听话、孝顺。但对于李叔同这种才子来说，“听话”就是最无趣的品质。他心里装着的是杨翠喜那样能唱曲儿、能懂戏、能跟他灵魂共振的女子。可惜，杨翠喜被权贵买走了，这成了他心里永远的刺。 后来母亲去世，李叔同觉得这所谓的“家”彻底没了牵挂。他给自己改名“李哀”，把妻儿扔在天津，转身去了日本。与其说是留学，不如说是逃离。 在日本，他才真正活成了“李叔同”。 他在东京搞音乐、演话剧、画油画。也就是在那里，他遇到了房东的女儿，那个让他第一次感受到“懂”的日本姑娘。关于她的名字，史料里说法不一，有的叫诚子，有的叫淑子，咱们就叫她淑子吧。 淑子爱慕他的才华，甚至愿意为了他的艺术，脱下和服，做他的人体模特。那幅让俞氏崩溃的《出浴》图，画的就是他们爱情最浓烈的时候。 在李叔同看来，这幅画不是色情，是他在异国他乡唯一的精神寄托，是他灵魂自由的证据。但在俞氏眼里，这就是丈夫背叛的铁证。 这就是认知的错位，也是旧式女子和新式才子之间，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 1911年，李叔同带着淑子回国了。但他没敢把淑子带回天津老家，而是把她安置在上海。 这时候的李叔同，日子其实不好过。天津李家破产了，亿万家财化为乌有。那个“风流富少”李叔同死了，剩下的只是一个需要养家糊口的教书匠。 他得拼命工作。他在杭州教书，把薪水分成好几份：一份给上海的淑子，一份寄回天津给俞氏，一份资助贫困学生刘质平，自己留下的寥寥无几。 你看，他虽然在感情上是个“多头”，但在责任上，他谁也没想抛弃。这种想把所有人都顾好，结果所有人都顾不好的状态，最是折磨人。 那几年，他越发沉默。在学校里，他是受学生敬仰的“严师”；在上海，他是淑子的温存丈夫；在天津，他是俞氏名存实亡的官人。他把生活切成了好几块，每一块都在演戏，演得惟妙惟肖，演得心力交瘁。 直到1915年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 他的挚友许幻园站在雪地里，对他喊：“叔同兄，我家也破产了，咱们后会有期。” 好友挥泪而别，连门都没进。李叔同站在雪地里，看着那个背影，在那一瞬间，他可能突然明白了：繁华如梦，终有一散。 家财散了，朋友散了，这世间还有什么是抓得住的？ 回到屋里，他让淑子弹琴，含泪写下了那首传唱百年的《送别》： 大家都以为这歌是送别友人的，其实，他是在送别他自己，送别那个还在红尘里打滚、被情爱牵绊的李叔同。 1918年，李叔同做了一个震惊世人的决定：出家。 这个决定，对世人来说是诞生了一位高僧弘一法师，但对那两个女人来说，却是天塌了。 最惨烈的一幕发生在杭州虎跑寺的渡口。 淑子从上海疯了一样赶来，在寺门外跪了三天三夜，才换来最后的一面。 那是怎样的场景啊？西湖边，薄雾冥冥。淑子抱着孩子，哭成了泪人。 她问那个曾经深爱她的男人：“弘一，请告诉我，什么是爱？” 此时的李叔同，早已剃度，身披灰袍，眼神里再无半点涟漪。他只回了四个字： “爱，就是慈悲。” 淑子绝望了：“你慈悲对世人，为何独独伤我？” 李叔同没有回头，转身乘舟而去。连头都没回一下。 俞氏在天津听到这个消息，反应出奇地平静。或许在她心里，那个挂着裸女画的丈夫，早在七年前就已经死了。她认命了，就像那个年代千千万万的旧式妇女一样，守着一个空名分，直到终老。 而淑子，带着破碎的心回了日本。这一别，就是天人永隔。 据说，淑子后来一直隐居在冲绳，直到临终前，才把李叔同的遗物——一缕胡须和一块手表，交给了女儿。她守着这个秘密过了一辈子。 而李叔同呢？ 他做了24年的和尚。这24年，他严守戒律，过午不食，一件僧袍补了224个补丁。那个曾经锦衣玉食、风流倜傥的公子哥，把自己的肉身折磨到了极致。 他在赎罪吗？或许吧。 1942年，弘一法师圆寂。临终前，他留下了四个字：“悲欣交集”。 这四个字，太重了。 悲什么？也许是悲这世间众生皆苦，悲自己终究负了那两个女人，悲人生无论如何繁华，终归黄土。 欣什么？欣自己终于解脱了，欣自己终于在佛法里找到了安宁，欣这漫长而荒诞的一生，终于画上了句号。 2011年，就在中央美院的库房里，人们真的翻出了那幅尘封了100年的《半裸女像》。画中的女子，双目微闭，神态安详。 跨越百年的时光，当我们再次凝视这幅画时，似乎能透过油彩，看到当年那个痴情的日本少女，和那个才华横溢却内心痛苦的中国青年。 画还在，人已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