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上甘岭战役结束不久，部队为小战士胡修道请功，一人歼敌280人，上级直接驳回：不可能，请重新审查！而最终结果只有四个字：情况属实！ 胡修道1931年出生，家里穷得叮当响，从小给地主干杂活，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他妈文贵珍是个有骨气的农村妇女，看着被打得鼻青脸肿回来的儿子，没哭天抢地，就说了一句话：“你长大了，要好好做人，总有出头那一天！” 这话胡修道记心里了。怎么才叫出头？不是发财，是争口气。 1949年金堂解放了，但还有土匪在那儿搞事情。有一天，胡修道在集市上溜达，眼尖，一下子瞅见个熟人——恶霸胡德茂。这土匪头子乔装打扮混在人堆里，以为神不知鬼不觉。胡修道二话没说，扭头就往乡政府跑，带着解放军就把这恶霸给摁住了。 1951年6月，抗美援朝招兵。胡修道也没跟家里商量，偷偷报了名。等生米煮成熟饭了，他才敢告诉老娘。文贵珍心里舍不得，但也明事理，流着泪送儿上战场，嘱咐他到了朝鲜要好好的，多写信。 到了1952年11月，胡修道所在的部队开进了上甘岭。那时候，上甘岭已经是绞肉机了，被称为“范佛里特弹药量”的炮火把石头都炸成了粉末。 就在上阵地前，胡修道收到了母亲的家书。信里没诉苦，就一句话让他热血沸腾：“家里生活啥都好，不用挂着——就是缺个立功喜报。” 这封信，成了胡修道心里的火种。他跟班长李锋说：“班长，我这次非得立个功不行，不然没脸回家见老娘。” 11月5日，这一天成了胡修道人生的分水岭，也成了美韩联军的噩梦。 当时，胡修道和班长李锋、新战士滕土生三个人，守在597.9高地的3号阵地。对面敌人像蚂蚁一样往上涌，这是胡修道第一次真刀真枪跟敌人干。 说实话，第一次谁不害怕？炮弹在耳朵边上炸，震得脑仁疼，手里的爆破筒都攥出水来了。 敌人一上来，胡修道不管三七二十一，闭着眼就把手雷、爆破筒一股脑扔出去了。 班长李锋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停！停！敌人早下去了！” 胡修道睁眼一看，阵地前确实没人了。他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刚才那通乱炸，纯属浪费弹药。班长没骂他，现场教学：“沉住气，把敌人放近了再打！” 接下来，班长教了一招“包饺子”：先打两头，把敌人往中间赶，等人挤成一堆了，再一颗手雷扔进去，一炸一大片。 第二次敌人上来，胡修道照方抓药，跟滕土生配合，一个打头，一个拦尾，把那帮敌人打得抱头鼠窜。这一仗打下来，胡修道不抖了，他从一个新兵蛋子，瞬间“进化”成了老兵。 但考验才刚开始。战斗打得太惨烈，隔壁9号、10号阵地的人快拼光了。连长在那头喊：“李班长，去支援9号阵地！” 班长李锋这一走，3号阵地就剩胡修道和滕土生俩人了。还没喘口气，连长又喊：“10号阵地也没人了，敌人要上来了！” 胡修道拎着爆破筒，拉着滕土生，在弹坑里滚来滚去，冒着机枪眼冲到了10号阵地。刚露头，就跟爬上来的敌人撞了个脸对脸。 胡修道一颗手雷甩过去，轰的一声，敌人倒了一片，他自己也被震晕了。醒过来的时候，滕土生已经负重伤被抬下去了。 这下，整个阵地，就剩胡修道一个人了。 那一整天，他脑子里可能早没想什么立功喜报了，就一个念头：这块地，只要我活着，你们就别想上来。 最险的时候，几十个敌人挤在阵地前沿。胡修道手里没东西了，他抓起最后一根爆破筒，那是要跟敌人同归于尽的架势。好在支援的战友及时赶到，一顿反击，把敌人彻底压了下去。 战斗结束，大家清点战场。这一天，胡修道一个人打退了敌人41次进攻。摆在他阵地前面的尸体，密密麻麻，数下来足足280多具。 经过反复核查，确认无误。志愿军给他记了特等功，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朝鲜方面也给了他一级国旗勋章和金星奖章。这可是顶格的荣誉。 “单兵之王”的名号，就此响彻全军。 战争胜利后，胡修道回国了，后来当到了集团军副参谋长。按理说，这么大的功臣，位高权重，日子应该过得很滋润吧？ 胡修道有个儿子叫陈刚。在陈刚眼里，父亲根本不像个什么“大英雄”，更像个严苛的“铁板”。 小时候，陈刚右脚被扎伤了，路都走不了。姐姐心疼弟弟，大着胆子跟父亲提议：“爸，能不能派个公车接送弟弟上学？” 换作一般的家长，看着儿子受罪，哪怕不派车，好话也得说两句。可胡修道把脸一板，严词拒绝：“车是给公家干工作用的，绝不允许因私动用！” 没辙，陈刚只能一瘸一拐地去上学。那时候他不理解，觉得父亲不近人情。直到后来自己参了军，才明白父亲那是在守着一条底线。 在胡修道家里，勤俭节约到了“抠门”的地步。陈刚姐弟三人的衣服，竟然都是父母穿旧了的军装裁剪改的。甚至在胡修道2002年去世后，子女整理遗物时，打开那个老旧的衣柜，里面除了几套洗得发白的旧军装，竟然找不出一件像样的高档衣服。 这就是我们的特等功臣。 他从朝鲜带回来的，确实有一张让母亲骄傲的“立功喜报”，但更珍贵的，是他带回来的那份“精神战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