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底，北京战犯管理所来了两个探监的人，一男一女。战犯们看到看到这男的，不由惊诧万分——十年之前，大家都是老蒋手下的将官，这个人当时肩挂中将军衔，如今一方在坐牢，一方来探监，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男的叫唐生明。 1957年的这次探监，对傅作义来说，需要莫大的勇气。 见面室里，死一般的寂静。大家都以为陈长捷会扑上去拼命，或者嚎啕大哭。 但并没有。 两人就那么坐着。那一刻，语言是苍白的。傅作义看着眼前这个苍老憔悴的兄弟，千言万语最后只汇成了一句极其官方的勉励：“国家正在搞建设，急需人才，你要好好改造。” 这话听着虽然有些官腔，但只有懂行的人能听出里面的潜台词：哥在外面没闲着，正在想办法捞你出来。 果然，傅作义回去后，为了特赦名单的事儿没少跑腿。1959年，第一批特赦战犯名单公布，陈长捷的名字赫然在列。 这或许是傅作义对自己内心愧疚的一种救赎。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在这巨大的洪流中，个人的恩怨情仇往往显得微不足道，但对于当事人来说，那却是一辈子都跨不过去的坎。 那天去探监的，除了傅作义，还有另外一组更有意思的人。 这一组的主角，是国民党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而来探望他的，竟然是亲家公——杨武之。 这名字你可能听着耳熟，没错，他就是赫赫有名的数学家，更是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的亲爹。 这也是一出奇景。 就在杜聿明还在功德林里缝纫机踩得冒烟、改造思想的时候，大洋彼岸传来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他的女婿杨振宁，和李政道一起，拿下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全球华人第一次获此殊荣，整个中国科学界都沸腾了。 杜聿明在狱中看报纸知道这事儿时，心情那叫一个复杂。一方面是作为岳父的骄傲，另一方面又是身为阶下囚的尴尬。 杨武之这次从上海专程赶来北京探监，可不仅仅是为了叙亲家之情。 当时的国际形势微妙得很。杨振宁在那边成了世界级的科学家，新中国求贤若渴，自然希望这位游子能回国效力。杨武之此行，带着一个特殊的使命：劝说杜聿明动用岳父的影响力，感召杨振宁回国。 在会见室里，两位亲家第一次握手。 一个是学富五车的教授，一个是败军之将。杨武之开门见山，讲了国家建设的成就，讲了对人才的渴望。 杜聿明听完，眉头却锁成了疙瘩，甚至差点掉下泪来。 他跟狱友文强吐露了心声：“亲家是希望我写信召回女婿，我现在是什么身份？我是战犯！我老婆孩子都在台湾和美国，我要是写这封信，那不就是挖台湾当局的墙脚吗？蒋介石要是知道了，我在台湾的家眷还能有活路吗？” 你看，这就是那个年代人的无奈。一边是家国大义，一边是骨肉亲情，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杜聿明这人，打仗虽然输了，但做人讲究。他觉得自己已经没脸见人了，要是再把女婿拉回来，万一以后形势有变，岂不是害了晚辈？再说，拿家人的性命去换自己的立功表现，这种事他做不出来。 这时候，就显出狱友的重要性了。 文强、廖耀湘这帮老哥们儿凑在一起，给杜聿明做工作。文强的话说得透彻：“挖墙脚只要挖得有理，就应该下决心去挖！至于你的家眷，只有争取他们回到祖国怀抱，那才是最安全、最光明的出路。” 这话点醒了杜聿明。 几天后，杨武之再次来访。这一回，杜聿明没有了之前的顾虑。 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杜聿明提笔给远在美国的女婿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得极有水平，没有长篇大论的说教，只有短短几行字： “亲爱的宁婿：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奖金。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 落款是：杜聿明即草。 字数虽少，分量千钧。这是一位父亲、一位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向身在异乡的亲人发出的最深情的召唤。 没过多久，杨振宁的回信到了。信里除了感谢岳父的关怀，还特意送了一块最新式的原子表作为礼物。这块表，后来成了杜聿明在功德林里最珍视的宝贝，那是两代人、两个阵营之间，跨越太平洋的一次精神握手。 1957年那个冬天的功德林，就像是历史的一个缩影。 高墙之内，关着旧时代的残梦；高墙之外，是新时代滚滚向前的洪流。 傅作义探监陈长捷，了结的是战火与兄弟情的恩怨；杨武之探监杜聿明，开启的是科学与家国情的羁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