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新疆军区进行干部档案管理，王震在翻阅向多本的档案时，发现他的职务栏还是写着 “班长” ，忍不住拍桌子：“向多本干革命几十年，怎么还是个班长？ 1954年，新疆军区档案馆的空气像被冻住了一样。时任代司令员王震的手指在一份发黄的履历表上停了很久，紧接着是一声沉闷的拍案声，震得桌上的茶杯盖乱颤。 让他动怒的不是什么贪腐大案，而是几个字的不对等。左边写着：1935年入伍的老红军、南泥湾模范、新疆建设功臣。在右边的职务栏内，“班长”二字仿若带着执拗的脾性，顽固地“趴”于其上，似在彰显着某种独特的存在，令人目光难以轻易移开。 王震径直将话坦陈出来：“向多本投身革命数十载，为何至今仍是一名班长？”” 这确实是个要把人急死的逻辑死结。按资历，他早在长征时期就是红二、六军团的骨干。按战功，他在解放新疆的攻坚战里抱过炸药包。按苦劳，他在南泥湾挥过锄头。在那个论资排辈和论功行赏并行的年代，这种“职级停滞”简直像是一种行政事故。 但随着调查深入，王震的怒气不得不转化为一种复杂的敬意。这哪里是被组织遗忘，分明是一场长达二十年的“资格大退让”。 把时钟拨回1935年，向多本入伍时已经47岁了。在那个娃娃兵遍地的红军队伍里，他老得像个异类。组织上也没含糊，直接把他扔到了炊事班。这看似是个边缘岗位，但他硬是给自己找了个要命的活计——背石磨。 这可不是普通的行李，这是一盘八十多斤重的石头，是全连战士的饭碗。过雪山草地时，这块石头比命还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空手前行都举步维艰，而这位年近半百的老者背负着石磨，其间又曾多少次因饥饿而昏厥过去呢？没人数得清。但战友们记得，他醒过来的第一个动作，永远是伸手去摸后背，确认那块磨盘还在不在。 这一背，就从湖南背到了陕北。在他眼里，革命不是什么宏大的词汇，就是保证战友们下一顿能吃上磨碎的青稞。这是一种极度务实的“硬件生存论”：我不懂指挥，但我能保证队伍不饿死。 时光流转至1949年，当进军新疆的征程开启，那别具一格的“硬核”风格亦随之延展。在茫茫戈壁滩上，这份独特风格依旧留存，书写着别样的篇章。 那时候搞大生产，向多本带着班里的战士，每天干十几个小时，啃干馍、喝雪水。结果怎么样？他们班的开荒数据比指标超出了30%，冬小麦当年就丰收。打仗也是如此，部队被压制在沙丘后面抬不起头，他抱着炸药包就冲，腿被流弹擦伤了连看都不看一眼，硬是把碉堡给炸开了。 这时候问题来了。仗打赢了，连里要给他记二等功，提拔排长。换做别人，早就乐呵呵地上任了，可向多本死活不干。 他的理由能把连长气笑：“排长要管战术部署，我大字不识几个，万一指挥错了，那是要死人的。”最后，他硬是把功劳和职位推给了一个刚入伍的年轻战士。 这并不是孤例。最经典的一次博弈发生在食堂里。王震特意请他吃红烧肉，想把这个“钉子户”给拔了，提议让他当连长甚至营长。向多本一边扒拉着肉，一边给司令员交底：“司令员，我识的字加起来不满半张纸，连作战命令都得让文书念，真当了干部，那是耽误大事。” 后来团里想让他当后勤管理员，这可是个管物资的肥差。向多本连夜找团长推辞，理由更绝：“我只会记死账，不懂统筹规划，战士们的棉衣粮食要是跟不上，我担不起这个责。” 你看，这就是向多本的逻辑。在人人争着进步的浪潮里，他患上了一种罕见的“胜任力恐惧症”。他不是不想当官，他是太敬畏“官”这个字背后的责任。他觉得“德不配位”比“怀才不遇”可怕一万倍。 王震彻底懂了。面对这样一个清醒得近乎执拗的老兵，强行提拔反而是对他尊严的冒犯。 既然职务上不能强求，那就从生活上找补。王震发现这个60多岁的老兵还是光棍一条，亲自出马牵线搭桥，帮他成个家。后来的日子里，将军的工资成了向多本的“隐形补贴”，王震总是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老班长的自尊，用一种体恤的方式接济他的生活。 1965年，向多本离休。组织上给出了一个极具中国智慧的解决方案：职务依然是“班长”，但享受“副师职待遇”。 这是一个奇特的行政现象，也是对一位老兵最高的致敬。他带着这个“班长”的头衔回乡定居，日子过得云淡风轻。 谁也没想到，这个把自己身体开发到极限的老兵，生命力竟然如此顽强。他一直活到了2004年，享年116岁。 直到葬礼那天，履历表上的“班长”二字依然刺眼，但这反而成了一枚比将星更耀眼的勋章。在这个世界上，想当将军的人太多，而甘愿背着石磨走完长征的班长，太少。 ”主要信源：（石门融媒——【石门红色故事】寿高116岁、47岁参加红军...石门这位老红军的传奇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