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6军军长刘万春接到通知到北京参加会议，可是刚下车，就看到几名全副武

1950年，36军军长刘万春接到通知到北京参加会议，可是刚下车，就看到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向他走来，对他说：你被捕了！ 那一刻，刘万春脑子里“嗡”的一声，手里的公文包差点掉在地上。他在国民党军队待了半辈子，见惯了阵仗，可这会儿腿肚子还是忍不住打颤。他张了张嘴，想问“为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心里其实跟明镜似的，那些偷偷摸摸给台湾发的电报，那些自以为藏得严实的小动作，终究是没瞒过去。 他想起一年前在绥远起义签字时的情景。那会儿傅作义拍着他的肩膀说：“万春，识时务者为俊杰，跟共产党走，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他嘴上应着，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从保定军校毕业那天起，他就被灌输“忠臣不事二主”，蒋介石当年破格提拔他当师长的恩情，像根刺扎在心里。起义后部队改编，看着手下士兵有的偷偷跑回家，有的对着新军装唉声叹气，他心里更慌了——这“解放军”的身份，他始终觉得像借来的。 朝鲜战争一打起来，他夜里更睡不着了。收音机里说美军仁川登陆，他翻来覆去想：共产党能打得过美国人？要是败了，自己这起义将领岂不是成了“叛徒”？越想越怕，就动了“留后路”的心思。他找了最信得过的辎重营营长，塞给他一笔钱，让他去香港联系台湾。那会儿他还侥幸，觉得自己在绥远有点名气，台湾总得给个好位置，却没琢磨过，背叛这种事，从来没有回头路。 被关在看守所的时候，他天天盯着天花板发呆。傅作义托人带话，说会帮他说话；董其武也写了信，提他抗战时在长城沿线跟日本人拼命的事。他心里又酸又涩——早知道今天，当初何必折腾？抗战时扛着枪往前冲，没想过怕；起义时犹豫来犹豫去，倒把自己活成了笑话。 后来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一待就是二十多年。起初他梗着脖子不服，觉得自己只是“留了条后路”，不算大错。直到有天听同屋的战犯说，他当年提供的那些“军事情报”，差点让志愿军某部在后勤补给上出大问题，他才猛地愣住——原来自己那点“小聪明”，差点害了多少人？从那天起，他不再犟了，跟着大家一起读书、劳动，把过去的事翻来覆去想，越想越觉得脸红。 1975年特赦后回北京，组织安排他在政协整理文史资料。他每天骑着辆旧自行车上班，路上遇到熟人就点点头，不多说一句。有人问他过去的事，他总是摆摆手：“都是老黄历了，不值一提。”其实他心里清楚，不是不值一提，是不敢提——那些走错的路，做错的选择，像根鞭子，时不时抽在心上。 有时候整理旧档案，看到绥远起义的文件，他会盯着自己当年的签名看半天。字是自己写的，可那会儿的心思，却像隔着层毛玻璃，模糊又拧巴。人这一辈子，好像总在选路口，一步错了，后面就跟着一串错。他常想，要是当年能早点想明白，“忠诚”不是对某个人，而是对老百姓，对脚下的土地，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可世上哪有那么多“要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