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 年我去县里卖木材，晚上借宿的地方凑合，和一个陌生女人分了一张床。睡到半夜，她忽然悄悄凑过来，压低声音问了我一句：“你是哪儿人？” 我给她吓了一跳，老实说了。她听完，很久没吭声，就听着仓库顶棚上老鼠窸窸窣窣地跑。月亮光从破窗户纸透进来，能勉强看见她侧脸的轮廓，瘦得很。 “你……认识一个叫陈永贵的人不？”她又开口，声音有点发颤，“也是你们那一片的，个子不高，左边眉毛上有道疤。” 我脑子里过了一遍，我们村没这个人，附近几个村也没听说过。我摇摇头说：“没印象。是你亲戚？” 她好像一下子泄了气，缩了回去，背对着我。“是俺儿子。”她声音闷闷的，“六零年饿得没法，他爹带他出去找活路，说去北边矿上。后来……就再没信了。他爹前年也没了，临走前就念叨这个。”她停了停，“俺就是不死心，听说这边常有那边过来的人，就一路问，一路找。” 我不知道说啥好，只好干巴巴地说：“会找到的。” 她没再接话。后半夜，我听见她极力压着的、细碎的抽泣声，像怕吵醒我似的。风吹着破窗户纸，一鼓一吸的。 天刚蒙蒙亮，我就醒了。床上就我一个人，她那半边已经凉了。我起来收拾东西，看见我包袱旁边，放着两个烤得焦黄的红薯，还温乎着。 我推着自行车走出仓库门，晨雾很大，几步外就看不清了。我站在那儿，把两个红薯揣进怀里，热乎乎地贴着心口。那天我的木材卖得挺顺利，价钱也公道。我用那钱称了斤红糖，又买了包烟丝。 后来我去县里，总习惯去那个旧仓库附近转转，虽然再也没见过她。我也不知道她最后找没找到她的永贵。只是每次看到那种焦黄的红薯，我都会想起那个晚上，想起那阵极力压着的哭声，和早上放在我包袱边上的那点温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