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三毛跑到新疆和76岁的王洛宾同居。然而，王洛宾竟然说：“可以同居，不可以发生关系！”三毛震怒之下，选择飞回台湾，不久后就自杀而亡了。 1991年1月5日，乌鲁木齐的气温低得吓人。按计划，他今天该去赶飞机的。可就在几个小时前，收音机里的那条新闻，把这张纸变成了废纸——24小时前，那个叫三毛的女人，在台北荣总医院的浴室里，用一双丝袜把自己挂在了点滴架上。 这张失效的机票，成了这段仅仅维持了不到一年的“忘年交”最讽刺的注脚。与其说这是一场爱情悲剧，不如说是一场巨大的错位。 把时间拨回1990年4月，三毛还是那个丢了荷西、满世界找寄托的伤心人。她在台北的报纸上看到了王洛宾的报道——丧妻、独居、在那遥远的地方。你懂那种感觉吗？她以为自己找到了另一个“荷西”，一个同样被孤独蚀空了的老灵魂。 这种投射一旦形成，就拦不住了。她带着幻想冲到了乌鲁木齐，敲开了那扇门。初次见面的温情，让三毛误以为这就是她在寻找的归宿。回到台北后，信件像雪片一样飞过海峡，她在信里谈重组生活，谈精神契合，那火热劲儿隔着信纸都烫手。 可王洛宾呢？他回信里写得最多的是什么？是推脱。他把自己比作“萧伯纳那把破旧的阳伞”，意思是：姑娘，我这把老朽的骨头，遮不住你头顶的烈日了。 事情在同年8月走向了崩坏。但这恰恰触碰了王洛宾的死穴。屋里不光有他们俩，王洛宾为了避嫌，特意把正在读大学的孙女叫回来住，死死守住伦理的红线。 在这个老派艺术家的价值排序里，工作和体面显然排在私人情感前面。三毛想要的是二人世界的私密，结果被迫成了镜头下的“特邀嘉宾”。她的生活被围观，她的深情成了导演眼里的“天降剧情”。 这还不是最绝望的。最让三毛透心凉的，是那次暴雨山洪。路断了，摄制组的人被困，77岁的王洛宾急得冒雨要去救人，完全顾不上家里的三毛。在他眼里，外人的安危和名声，远比眼前这个女人的感受重要。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次发烧。三毛病倒在床上，极度渴望一点温存。你猜王洛宾怎么做的？他请了医生，拿了药，但他没有进屋喂水喂药，而是蹲在门口，把药片顺着门缝塞了进去。 就这一动作，把“界限”划得比天山还高。他在用最物理的方式告诉你：我们可以同在一个屋檐下，但绝对不能同在一个灵魂里，更别提发生什么关系。 9月，三毛走了。她把皮箱扔在了新疆，把自己扔回了台北。她终于明白，那个懂她的“西部歌王”只活在报纸和歌词里，现实里只有一个谨小慎微、把社会评价看得比命还重的老头子。 直到死讯传来，王洛宾才仿佛从那层厚厚的“防御壳”里醒过来。他喝得烂醉，写出了《等待》，甚至买了那张1月5日的机票想去挽回。可这又有屁用？迟到的深情比草都轻。 那张没来得及登机的机票，最终成了两个世界彻底断联的墓碑。一个死在了对理想爱情的绝望里，一个活在了对现实怯懦的悔恨中。 主要信源：（人民网——三毛王洛宾情感故事曝光）
